称其为“第二次棉荒”。7
与此同时，一般性的“原材料独立”的概念日益成为欧洲和日本决策者和资本家的重要政治目标。人们开始支持在帝国控制的土地上获得棉花的想法。因此，全球棉花“商品边疆”被推向世界更多的地区，加剧了一位历史学家非常生动地描绘的“大土地潮”。8
我们知道，棉花帝国的扩张并不是一个新的发展。然而，考虑到棉花产业在跨越国家和帝国边界的全球贸易网络中的嵌入程度，以及其依赖商人建立的联系的程度，其更为“国家化”组织的出现是异于以往的。随着工业资本而不是商人资本对国家变得越来越重要，随着国家对民族资本家变得越来越重要，旧的商人主导的秩序变得不那么重要，而且政治家和制造商越来越认为这可能威胁到他们的权力、财富和维持社会稳定的能力。
也许最值得注意的是俄国试图确保“国内”“白色黄金”的供应的努力。自19世纪初以来，一批有远见的z.府*员连同一批商人和制造商，一直把外高加索和中亚看作原棉的来源，用制造商亚历山大·希普夫（AleksandrShipov）的话来说，这是为了“防止由于工厂长期停工而可能产生的所有负面后果”。高加索地区的俄军总司令罗森男爵（BaronG.V.Rosen）早在1833年就设想那里的棉花种植者“将是我们的黑人奴隶”。然而，直到1857年，这种努力收效甚微，中亚只提供了俄国工业需求棉花的6.5%。9
然而，在19世纪60年代，促进中亚棉花增产的努力爆发了，中亚贸易协会（CentralAsiaTradingAssociation）的一小群棉纺厂主聚集在莫斯科，想方设法为俄国工厂种植更多的棉花。在美国内战期间棉花价格上涨两倍的鼓舞下，中亚出口到俄国的棉花在1861年到1864年间增长了近5倍，达到2400万磅。在1865年的关键时刻，俄国占领了塔什干和中亚浩罕汗国，这两个地区将成为未来重要的棉花种植区。制造商开始向俄国z.府施压，要求其进一步获得中亚领土。1869年，汇集了众多企业家的俄国工业协会（RussianIndustrialSociety）发表了无数请愿书，呼吁俄国加大对中亚的干预，以创造俄国商品市场和棉花原材料来源。z.府的反应相当积极，部分原因是z.府在地缘战略上希望在中亚对抗英国，也是因为棉花进口对贸易平衡造成了很大影响。到1890年，原棉占俄国进口总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