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最突出的现象无疑是这个巨大的商业部门的每年的进步扩张，它对两个半球的物质和社会状况的影响如此显著。……
远在大洋的另一边，直到最近才得到开发的土地被改造成肥沃的平原，使得人口不断增加，种植面积不断扩大，为我们的祖国提供了国家福利、工资和就业的不竭源泉，而且利用大笔资金，成为一个庞大行业的推动者，这个行业将把原料转化为成品的各种活动结合了起来，其产品供应了各个区域的市场。
——《新不来梅报》，1850年1月6日1
对于瓦尔特·本雅明（WalterBenjamin）来说，巴黎是19世纪的首都。①然而，对于过去和未来的棉花之主来说，世界真正的中心是利物浦。这座城市坐落在英格兰多雨的西北部，位于默西河流入爱尔兰海的入海口处。在那里，全球最重要的商业十字路口之一，利物浦的商人通过把一个新兴的欧洲制造业复合体和一个更具侵略性和扩张性的棉花腹地连接起来，积累了前所未有的财富和影响力。正是在利物浦，工业资本主义和战争资本主义交织在一起，利物浦商人将前者的逻辑运用于后者，并在此过程中同时改造了两者。利物浦商人的天才在于他们能够结合通常被认为是对立的成分：受薪劳动力和奴隶制、工业化和去工业化、自由贸易和帝国、,bao力和合同。
利物浦可能是世界奇迹之一，但绝不是游客喜爱的那种。事实上，“丑陋”是20世纪初的一位编年史家对利物浦的总结。“利物浦的主要吸引物当然是宽敞的码头”，一个观察者这样干巴巴地评论道。早在1832年，码头和港口护堤就绵延了两英里半，密布着埠头、仓库，“桅杆林立犹如森林”。默西河之外是爱尔兰海，再之外则是大西洋，正是在大西洋的对岸，人们种植了世界上大部分的棉花。每年都有数千艘船抵达，运来紧压的生棉包。成千上万的工人（其中许多是爱尔兰移民）负责卸货，然后将这些生棉包运到仓库。从那里，大部分生棉包通过运河船只（1830年以后则通过火车），运送到附近距此20到50英里的兰开夏郡的纺纱厂，一些生棉包回到船上，运到了欧洲的各个港口，在这些港口，先是由货车，后来由火车将这些棉包运送到越来越多地充斥欧洲农村的纺纱厂。这里没有什么技术奇迹，利物浦的港口只是一个充满危险、非常辛苦的劳动地点。每天早晨，数千名工人在黎明前的雨天街头聚集，希望能被雇用一天，能够去处理巨大的棉花包，这是一个工时很长、工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