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落的一块铺地石板上,先噼里啪啦把我痛一顿后,才问我偷了人家的钱没有。因为我真的没有偷,就说真的没有偷,父亲就又噼里啪啦地朝我脸上,直得他没有力气了,气喘吁吁了,才坐下直盯盯地望着我。那一次,我的脸肿了,肿得和暄虚的土地一样。因为心里委屈,夜饭没吃,我便早早地上了床去。上床了也就睡着了。睡到半夜父亲却把我摇醒,好像求我一样问:“你真的没拿人家的钱?”我朝父亲点了一下头。然后,然后父亲就拿手在我脸上轻轻摸了摸,又把他的脸扭到一边去,去看窗外的夜色和月光。看一会儿他就出去了。出去坐在院落里,孤零零地坐在我跪过的石板地上的一张凳子上,望着天空,让夜露潮润着,直到我又睡了一觉起床小解,父亲还在那儿静静地坐着没有动。
那时候,我不知道父亲坐在那儿思忖了啥。几十年过去了,我依旧不知父亲那时到底是在那儿省思,还是漫想着这家和人生的啥。
第三次,父亲是最最应该我的,应该把我得鼻青脸肿、头破血流的,可是父亲没我。是我没有让父亲痛我。那时我已经越过十周岁,也许已经十几岁,到乡公所里去玩耍,看见一个乡干部屋里的窗台上,放着一个精美铝盒的刮脸刀,我便把手从窗缝伸进去,把那刮脸刀盒偷出来,回去对我父亲说,我在路上拾了一个刮脸刀。
父亲问:“在哪儿?”
我说:“就在乡公所的大门口。”
父亲不是一个刨根问底的人,我也不再是一个单纯素洁的乡村孩子了。到后来,那个刮脸刀,父亲就长长久久地用将下来了。每隔三朝两日,我看见父亲对着刮脸刀盒里的小镜刮脸时,心里就特别温暖和舒展,好像那是我买给父亲的礼物一样。不知道为啥,我从来没有为那次真正的偷窃后悔过,从来没有设想过那个被偷了的国家干部是个什么模样儿。直到又过了多年后,我当兵回家休假时,看见病中的父亲还在用着那个刮脸刀架在刮脸,心里才有一丝说不清的酸楚升上来。我对父亲说:“这刮脸刀你用了多年了,下次回来我给你捎一个新的吧。”父亲说:“不用,还好哩,结实呢,我死了这刀架也还用不坏。”
听到这儿,我有些想掉泪,也和当年我的父亲一样,把脸扭到了一边去。
把脸扭到一边去,我竟那么巧地看见我家老界墙上糊的旧《河南日报》上,刊载着郑州市一九八一年第二期《百花园》杂志的目录。那期目录上有我的一篇小说,题目叫《领补助金的女人》,然后,我就告诉父亲说,我的小说发表了,头题呢,家里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