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开始了写作，并坚定日日地写着。
白天到几里外的高中读书，晚上躺在床上，辗转反侧，构思我的故事。星期天下地劳动，到了晚上就点上油灯，伏在一张陈旧而破损的带抽屉桌上，写着我的关于阶级斗争和地主、富农、贫农，以及剥削与被剥削、反抗与被反抗，还有远离家乡之后，主人翁去找**党的那部长篇故事。
写作成为我生活的秘密，使我感到在那青春年代里，我比别的同学和乡村的人们，都过得充实和多了一份愿念理想，似乎在生活中比别人有着更多的一束遥挂在未来的光明；使我觉得，正因为文学的存在，才有了我那时活着的意义，才有了我文学的昨天、今天，和可能是灰暗而艰涩的明天。
就是到了今天的景况，我的写作或好或坏，已经写有五百余万字的作品时，所有的记者见我都会千篇一律地问我世界上对我影响最大的作家是谁、作品是什么时，我都是认真地答道，对我影响最大的作家是张抗抗；影响了我一生的作品，是张抗抗的《分界线》。
必须承认，我确实从心里对抗抗大姐，充满着一种难以言说的感激之情。
岁月如同有用无用的书纸，日子是那书纸上有用无用的一些文字。就这么一页一页地掀着，仿佛我写的无意义的小说一样，到了我把那部长篇故事写到三百余页时，因为大姐的腰痛日益加重，因为家里确实需要有人干活，需要有人去挣回一份维持油盐药物和零用的钱来，在高二期间，我读了一个学期，便辍学回家去了。那年我还不到十七岁，在家待了数天，把我的被子、衣物，还有正在写作中的小说书稿，一整一捆，就到了几百里外的河南新乡，打工去了。
那是我人生中最为辛苦的岁月，每每提起，都会唏嘘掉泪。
我有一个叔叔，是我父亲的亲弟，他远离家乡，在新乡水泥厂里做着工人。因为他在新乡，也就首先介绍我大伯家的老二孩子，名叫书成的我的叔伯哥哥，在新乡火车站当着搬运工人，把从火车上卸下的煤或沙子，装进加长加高过的架子车上，运往三十多里外的水泥厂里；起早贪黑，一天一次，一次一吨，一千公斤，六十多里路，能挣四到五元。因为哥哥在这儿干着，我也就到这儿做了一个搬运工人。
我比哥哥个儿高些，却没有他那样对人生和搬运的耐力。每天天不亮时，我们弟兄就早早起床，拉着空车，快步地往三十里外的火车站去，每人装上一吨煤或沙子，然后再缓慢地如牛一样，拉着重车回来。在平和的土道上，我们步履蹒跚，徐徐而行；遇到了上坡，无论坡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