着做了解释。不过这都没有关系：尽管他的理论似乎不甚可靠，但他的实践不仅让我有了信心，而且让我着迷，这样说毫不夸张。庞德没有尝试去寻觅押韵或者格律的对等：从原诗的“相符-意符”出发，书写着自由体的英文诗。那些诗曾有（且至今依旧有）着新鲜而浩瀚的诗意；同时，让我们得以一瞥另一个文明，一个与西方的希腊-罗马传统异常遥远的文明。
《华夏集》（1915年）中的诗是用一种生机勃勃的语言写就的，用的是不规则的诗行，我宁愿宽松一点地称之为自由体。事实上，尽管它们没有固定的音步，但其中的每一首都具有一种表达上的协调。今天那些削减成短行的散文，然后冒充自由诗的，再没有比这个更偏离的了。庞德的诗忠实于原作么？一个无效的问题：正如艾略特所言，庞德在英文里发明了汉语诗。最初是一些古汉语诗，被另一个伟大的诗人复活、变更；最后，成为另外的诗。是另外的：亦是同一的。以这小小的一卷翻译，庞德大大地开启了英文中的现代诗。然而，与此同时，他又实现了另一种独特的开启：古汉语诗在西方诗心中的现代传统。
庞德的努力是成功的。在《华夏集》之后，有其他许多循着种种路径的跟随者。所有这些人中，我首先想到了亚瑟·韦利。英译的汉语诗与日语诗数量巨大，花样繁多，乃至它们在现代英语诗歌中亦可以独立地自成一章。法语中就找不到类似的，尽管也有出色的翻译，比如克劳德·罗伊（ClaudeRoy）或者程抱一的译作。当然，克洛岱尔（Claudel）、谢阁兰（Segalen）以及圣-琼·佩斯（Saint-JohnPerse）的中国诗学视野是有功的——然而并非他们难忘的翻译。很是可惜。在西班牙语中，也是这样地匮乏，我们因此沦落赤贫的境地。
在我自己孤独的尝试中，最初我跟随的是自己的榜样庞德，以及超凡出众的韦利——一个温顺的天才，但也渐渐不再热情，不再有力。后来，渐渐地，我找到了自己的路。开始我用的是自由体；后来我尝试按照定则来调整，当然不会企图做汉语格律的复制。大体上，我努力保持每首诗的行数，不去蔑视腹韵，尽可能地尊重平行对位。这最后一个元素是汉语诗的核心。但无论庞德还是韦利都没有给予它应得的关注。也没有其他的英语译者注意过。这是一个严重的忽略。不仅因为平行对位——阴与阳——是最好的汉语诗人以及哲学家的内核。一分二，二合一，又重分。我要另说下，平行对位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