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中期，大多数俄国人把西伯利亚视为国家
个商业殖民地，这个观点与俄国新获得殖民帝国身份相协调。2例如，博学多识米哈伊尔·罗蒙诺索夫把西伯利亚河流（如勒拿河）比作尼罗河，为这片大陆自然财富献上
颂歌，并于18世纪60年代初声称：“西伯利亚将促进俄国帝国力量壮大。”叶卡捷琳娜大帝也曾把西伯利亚设想为个自给自足殖民地带。3但是，在她统治末期，西伯利亚散发出诱人光芒以及它所承载殖民乐观主义开始变得暗淡。
在16和17世纪不断东扩皮毛贸易在18世纪急剧衰退，而由彼得大帝开创冶金厂无法比拟“软黄金”经济重要性。随着西伯利亚经济意义减弱，它作为刑罚殖民地地位提升。与此同时，对于俄国z.府和很多受过教育俄国公众来说，西伯利亚作为个金矿形象逐渐被幅贫瘠、冰冻亚洲荒地险恶图景所取代。名北极探险家曾在1830年评论：“［西伯利亚］这个名字本身就足以让个俄国人恐惧，俄国人在这个名字中只看到他（她）会与自己故土永远分离，看到个无法逃离、始终不变巨大地牢。”41841年，《祖国纪事》杂志恰如其分地总结西伯利亚在公众印象中惨淡悲观形象。它详述西伯利亚无法融入贸易路线情况：“只要现有自然法则在
们世界仍然存在，那
鄂毕河和勒拿河河口就会被冰封住……西伯利亚注定在很长段时间内都是片荒原。”作者断定，如果西伯利亚“大片积雪”都换成真正水，这至少将便利与远东地区海上贸易，那俄国将变得非常富有。围绕着个冰封雪裹、无法穿越西伯利亚诸多形象在19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发生彻底改变。开通到东西伯利亚海路，不仅仅在西伯利亚与俄国欧洲部分之间建立起真正联系，也建立起头脑世界中联系。5
在这些对西伯利亚变换看法中，流放制度占据着模糊地位。方面，西伯利亚惩罚和殖民功能在理论上是兼容，而且这推定源于流放制度本质。米哈伊尔·斯佩兰斯基在1822年改革设想把流放者和苦役犯最终改造为遵纪守法、积极进取定居者，他们将生活在西伯利亚，并且用自己文化和勤劳将西伯利亚和俄国欧洲部分联系到起。另方面，只有让西伯利亚流放者生活在落后和艰苦环境中，西伯利亚才能保证惩罚效果。这个未解决矛盾在英国澳大利亚刑罚殖民地已经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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