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你们这行也不容易。”司机问，“今晚挣了多少？”
“陪酒三千，口活两千，现在出台，一晚上能挣一万。”
“轻松，爽快。”司机说，“听说有一种传染病，从广州传出来的，你要
喜欢纠正别人，而我就不会这么干。”
“念准名字并非没有意义，你不是写小说的吗？大卫科波菲尔该怎么念，叶甫根尼奥涅金呢？你们总是学着亨伯特亨伯特的口音念洛、丽、塔，对吗？”
“我和你一样痛恨外行、二把刀、山炮，但我的矛盾是：既痛恨误读，又瞧不起准确。”
“我要去参加一场派对，你呢？你看起来很疲倦。”她起身在衣柜里挑衣服。
“我回旅馆，我不太擅长和小圈子的人打交道。”
“这次是上千人的大场子，你可以去玩玩。据说你的文笔做个时尚记者绰绰有余。”
“这是冯江的污蔑，我是个性取向正常的男人。”李白说，“我很乐意去体验一下，今天有个文学编辑让我写写时尚界的乱交小说，看来这个题材会极其时髦。”
“别胡猜，这行业里的人把身体当筹码，相当洁身自好。”叶曼冷笑，“用冯江的话说就是很难搞。”
这天凌晨，李白想，算了，让我迅速了结掉与叶曼之间的孽缘吧。一场马拉松式的时尚派对，位于恒隆广场一楼，没有自助餐，没有座位，所有时尚人士的腰腿都有一把子力气，他们站了足足三个小时。李白头昏眼花，膝盖全软，睾丸隐隐作痛，他已经找不到叶曼。这伙人真应该去坐绿皮火车，一张站票天涯海角（不，按照叶曼的说法，他们就是站在绿皮火车上来到上海的，并且再也没回去）。他跌跌撞撞跑到外面，找了个不起眼的台阶坐下抽烟。他喜欢这些人身上散发出的对于一切的冰冷嘲讽，那是上一个时代未曾出现过的况味，坚决地否定而不是肯定，坚决地唾弃而不是共情，一种混合着工人阶级和殖民地买办的气息，既熟悉又陌生，但它实在是太不适合谈恋爱了，而且对腰腿的要求太高（还有睾丸），确实很难搞。一名高挑出众的男性时尚主编在他不远处抽烟，叶曼偷偷介绍过：他是同性恋，外地来的，他的哥哥开出租车的，把他送到火车站时还向他索要了车费。啊，他怎么可能不唾弃一切？这个行业里最大的笑话人尽皆知：月薪三千块的人在教育着月薪三万块的人怎么穿衣服。这很正常，李白说，月薪一千块的殡仪馆工人将把所有人送上天。
“他们根本不需要我来写，他们自己就会写，一群纠正狂。”李白决定不再寻找叶曼，他爬进了一辆出租车，回旅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