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半山坡，是一大片白色的平台，中间树立巨大的石碑和两位穿着飞行衣的中美军人雕像，碑上写着:“抗日航空烈士纪念碑”。第一层坡地上是刻着七百多位美国烈士的浅色碑群，有些碑前有献上的花束（纪念册上说至今仍有后代由美国前来凭吊）。往上坡走，第二层是更大的一排排黑色大理石碑，刻的是三千多位中国空军烈士的名字，后面山壁上树木稀落，五月初的太阳照着，这一大片墓碑，并没有阴森肃杀之气。走完最高几层石阶时，我放开章斐牵着的手。静静地说，我要自己去找那块编号M的碑。丢北京前。张大飞的弟弟曾寄给我一本纪念碑的册子，说他的名字刻在那里。
那么这一切都是千真万确的事了。M号的碑上刻着二十个名字，他的那一栏，简单地写着：
张大飞上尉辽宁营口人一九一八年生一九四五年殉职
一个立志“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的男子，以血肉之身殉国，二十六岁的生命就浓缩到碑上这一行字里了。是不是这一块碑、这一行字，能成为一种灵魂的归依?
这一日。五月的阳光照着七十五岁的我，温馨如他令我难忘的温和声音，到这里来，莫非也是他的引领?如一九四六年参加他殉身一周年纪念礼拜一样，并不全是一个意外?我坐在碑前小小石座许久，直到章斐带我下山，由玄武湖回城。玄武湖原是我必访之地，但此时将近日落，湖水灰黯，树色也渐难辨，童年往事全隐于暮色之中。
在那一排排巨大，没有个人生死特征的墓碑之间，我想起一九三六年冬天。在宁海路我家炉火前听他艰困地叙述他父亲被日本人酷刑烧死的悲励。那是我第一次明白我的爸爸为什么常常不在家，自从九一八事变以后，他回北方，在死亡边缘所做的工作：也明白了为什么在北平和天津，妈妈带着我不断地随着他改姓王，姓徐，姓张……。我也才真正地明白了盖家小兄弟爸爸的头颅为什么挂在城门上!
踏上流亡第一段路程，由南京到汉口，中山中学高中部男生是我家共生死的旅伴。我重病的母亲和三个幼小的妹妹，全由他们抬的抬、抱的抱，得以登车上船。这些都不满二十岁的男孩，在生死存亡之际，长大成为保护者。船到汉口，学生队伍背着自卫的一百枝枪，被分派住在一所小学的大礼堂。十二月的夜晚，衣被不够御寒，日本飞机日夜来炸，城里、江边，炸弹焚烧昼夜不熄，他们之中年满十八岁的十多人过江去中央军校临时招生处报了名，张大飞报的是空军。他说，生命中，从此没有眼泪，只有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