藩先生邀集“中书外译计划”咨询委员会时,欣然赴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提出建议,大家开出待译书单、可聘译者和审查者。开会十多次,每次郭主委都亲自主持,认真倾听,讨论进行方式,文建会也确实编列预算。突然郭先生调任教育部长,接下去五年内换三位主任委员,每位新任者都邀开同样咨询会,但都由个副主委主持,先把前任会议记录研究番,批评两句,修改番,敷衍些“谢谢诸位宝贵高见”小官僚话,然后散会。这样会开到第三次,问那位主持小区文化专家副主委:“为什要重复讨论已经议定事项?”他说:“换主委,游戏规则也得变。”说:“很忙。不与人玩什游戏。”站起来先走。从此不再“拨冗”去开那种会,对台湾官方文化政策也不再有信心。
从笔会季刊创刊起,便是长年效力顾问,但是自己太忙,从未过问它实际业务。担挑近十年!那十年得失怎说呢?直在等待,观察恳求可能解救接班人,但是那是个没有经费、没有编制、没有薪水、没有宣传,也没有掌声奇怪工作。比晚代好手,稍作考虑即感到这样献身,甚至不知为谁而战,都说太忙而拒绝接手。事实上,早该明白,撑着这本刊物是件超级寂寞苦工,真正作家都是“单枪独行侠”。笔会原是以文会友组织,但是兰熙退休后,她所建立国际友情,如英、法等笔会原创人已渐渐凋零。
年复年,对笔会季刊感情好似由浅水步步涉入深水,直至千禧年前才得以解脱。不舍之心是有,但是岁月不饶人,解脱就是解脱。曾经背着轭头往前走,所完成当然是种唐吉柯德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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