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自九四八年底起,们开始忙于“接船生涯”。
差不多每次中兴轮或太平轮由上海开来,裕昌就用台北电务段卡车去基隆码头装回车行李,最多时候,堆在另个仓库行李有百多件。包括曾经参加们婚宴长辈。《时与潮》同仁,胜利后回乡当选立法委员、国大代表者,有些是来教书,办报和杂志文化人,大多数都来台湾。爸爸嘱咐们尽力帮忙。省z.府也下令各运输单位协助,所以裕昌向铁路局报备用卡车接船,也是责任范围。
们那距台北火车站只有三百公尺家就成个最方便联络站,那小小二坪左右“客厅”总是坐满等人、等车客人。最初妈妈还留人吃饭,后来实在应付不。就只能准备永不枯竭热茶。客厅甘蔗板墙上,钉无数联络地址,遍及各市客栈、机关名字……那种情况和十年前们逃难到汉口情况十份相像,只是台北没有警报,没有轰炸而已。
由胜利欢愉到如今这般景况,很少人想到从此将在海岛度过生。幸运,带父母和妻子儿女,有些是单身先来“看看再说”,自此与家人终生隔绝,那堆在台北电务段仓库几件行李就是他们全部故乡。
最后次去基隆接船是九四九年农历除夕前,去接《时与潮》社总编辑邓莲溪叔叔(邓熔璇因生产,先带儿女已来台湾)和爸爸最好g,m同志徐箴(徐世达,战后出任辽宁省主席)家六口。们大早坐火车去等到九点,却不见太平轮进港,去航运社问,他们吞吞吐吐地说,昨晚两船相撞,电讯全断,恐怕已经沉没。太平轮船难,前因后果,至今近六十年,仍再被提出检讨,两人当时站在基隆码头,惊骇悲痛之情记忆犹如昨日。
这段“接船生涯”是个很奇特新婚生活!们两个原是相当不同人,天南地北来到海外岛屿柑逢,还没来得及认识彼此,也几乎还没有开始过正常小家庭生活,就投入父亲最后“g,m行动”激流。他自九三年九八事变开始,就组织、动员抗日g,m,如今切努力成为泡影,而有些多年同志仍说在他领导下东渡台湾,续求再起。在父亲心中,女婿全力接待来台之人,和母亲在南京每周照顾黄埔东北学生样,都已被他纳入g,m组织成为支持义勇军,溃败时上阵去抬伤兵。那时看着裕昌在基隆、松山机场轮流跑,仓库里行李堆积至房顶,工人们搬进搬出,他指挥、安排切,从末对抱怨,与母亲和两个妹妹也柑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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