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一多》（作者闻立鹏、张同霞，为闻一多之子、媳）书中提及。他是抱着“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精神迎接新的斗争生活。他的老朋友罗隆基说:“一多是善变的，变得快，也变得猛。”
闻一多开始写文章、演讲，激烈批评、攻击z.府及一切保守的传统，如骂钱穆等为冥顽不灵。一九四六年七月十五日，在一场追悼李公朴殉难的纪念会后的下午，闻一多被暗杀，留下五个未成年孩子。
闻一多之死成了全国学潮的策动力量，对延安的中共而言，他的助力胜过千军万马。对于中国的命运更有长远的影响。因为他所影响的是知识分子对政治的态度，更值得文化史学者的研究，但是在目前两岸的学术界，尚少见有超脱自身范围的回顾与前瞻。
我记得常听父亲说，一个知识分子，二十岁以前从未迷上**主义是缺少热情，二十岁以后去做**党员是幼稚。我常想闻一多到四十五岁才读**制度（不是主义）的书，就相信推翻国民党政权换了**党可以救中国，他那两年激烈的改朝换代的言论怎么可能出自一个中年教授的冷静判断？而我们那一代青年，在苦难八年后弹痕未修的各个城市受他激昂慷慨的喊叫的号召，游行，不上课，不许自由思想，几乎完全荒废学业，大多数沦入各种仇恨运动，终至w.g……。身为青年偶像的他，曾经想到冲动激情的后果吗?
《闻一多》一书记载，他的遗物中有一枚没有完成的石质印章，印面写着“其愚不可及”!无论怎么诠释，说是他在生死关头，“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留下这枚“自励章”表白心志，决心以“追屈原、拜伦踪迹的庄严表示”作最后的遗言，正常的读者很难不联想到懊悔与自谴;到底他曾经写了许多情深意明的好诗，深研过文字的精髓，正要刻上石章的五个字，应是先在内心琢磨过它的意义的。虽然，在那狂热的两年中，他未必预见到自己的死亡，并未能给他深爱的国和家换来幸福。
一九四五年的中央z.府，若在战后得以喘息，民生得以休养，以全民凝聚、保乡卫国的态度重建中国，是否可以避免数千万人死于清算斗争、数代人民陷于长期痛苦才能达到“中国站起来了”的境况?
这是多年来我回想在四川、武汉多次被迫参加游行时，内心最大的困惑与悲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