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到了长沙上周南女中时，给他回信说清楚家
由于我才小学毕业，还得上学，而中山中学不收我，怕我动不动就发烧生病拖累他们。因此，父母把我一个人送到长沙的周南女中，念一年级。周南女中在湖南是有历史的名较，在台湾还有校友会。
我记得班上的导师是黎世芬老师。我到台湾后近二十年，由台中搬回台北，常常在报纸上看到他的名字，当时是中国广播公司董事长。我去拜望他，他看到我还记得我。我功课虽好，但老是生病，动不动就晕倒，发高烧，送医院……。由于学生一律住校，家长把孩子托付给学校，校方有照顾的责任。他用湖南话说：“你这个娃儿，真是麻烦唷！”
在那短短的一学期，我书念得很好，凡事都很认真。日本人打进汉口时，我们学校参加长沙爱国大游行，全市像沸腾一般。我参加学校鼓乐队，老师问：“你要做什么？”
我说:“我要敲大鼓。”
因为那时候抗日的感受很强烈，一定要用大鼓才能表现出来。但我体重只有三十几公斤，瘦得像只猴，根本背不动大鼓，黎老师成全我，叫一个壮一点的同学背着鼓，我在旁边敲。所以游行时，我是打大鼓领队的，这也反映出学校对由北方逃难来的学生的宽容与同情。
来台湾后，我还留着一本当年的小小纪念册，里面有老师和同学们写的一些祝福的话。在现实的剧变乏中，在育儿、烹堂二餐的空隙里，有时我仍会想起屡弱的十三岁和长沙游行时全市鼎沸的爱国心。以及自己在鼓声中的惶惑与愤怒。
我们到湘乡后两个月，哥哥收到张大飞曲入伍训练基地写到学校的信，——他们的年轻教官中有几位是黄埔八期到十二期的东北学生，知道中山中学到达湖南，落脚在湘乡永丰镇。
他信上第一句话就是问妈妈身体如何？（他不敢问，“她仍活着吧？”）请我们务必回信，他在信内写了哥哥和我两人的名字，或许是怕哥哥不一定回他的信。
信中，他也说明从军的理由:“我已经十九岁了，毕业时超过二十岁，到时不一定考得上公立大学。日本人把我们逼成这样，我也没有心情念书或等待一个没把握的末来。我家有三个哥哥和弟弟，我如今如愿考进了空军官较，可以真正报效国家，为我父亲复仇。”
他说入伍不久即考入空军官校，训练很苦，但每天吃得很饱，“我自离开家。除了在南京你们家之外，很少吃这么好的伙食。”体力好，入伍训练也受得住。他问我有没有看《圣经》?可以先从《新约》看起。哥哥在学校很忙，他命我立刻回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