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他耸耸肩,觉得我这是在吹毛求疵。“那又怎样?”他说。“这是份报纸,不是吗?其实,我是个作家。如果一个作家无法让自己的文字发表出来,那么这个作家有
我们都是这样给招进来的。那年冬天,我们六或八个人,蹙眉坐在《劳工领袖》那惨淡的荧光灯下,大部分人毫不掩饰自己想找份更好工作的愿望。我丢了某都市日报的工作几周后,就在那里工作,直到来年春天一家大型图片杂志社解救了我,至今我还在这家杂志社工作。其他人有其他的解释,像我一样,他们花很多时间讨论:这儿真是啰里巴嗦、添油加醋讲自己倒霉事的好地方。
利昂·索贝尔在我之后不到一个月加入了编辑部,从克拉姆领他进到编辑室那一刻起,我们就知道他会与众不同。他站在凌乱的桌子中间,脸上那神色仿佛一个人在巡视他即将攻占的新战场,克拉姆把我们一一介绍给他(忘掉了一半人的名字),索贝尔夸张又煞有其事地跟大家握手。他约莫三十五岁,比我们大多数人年纪要大,个头很矮,神情肃然,一头黑发似乎从他头骨上炸开来,薄薄的嘴唇,一本正经的脸上有些疙疙瘩瘩的粉刺疤痕。说话时眉毛总在动,而他的眼睛,与其说洞悉一切,不如说急着想要洞悉一切,从来不会离开听众的眼睛。
关于他,我所知的第一件事是他以前从没做过办公室的活:成年后,他一直干的是钣金工。而且,他来《劳工领袖》,不像我们大多数人是出于需要,相反,用他的话说,是出于原则。事实上,为了来这里,他放弃了一份几乎是这里两倍薪水的工作。
“怎么啦,你不相信?”他在告诉我这个之后问道。
“嗯,不是,”我说。“只是我——”
“也许你以为我疯了,”他说,脸上挤出精明的微笑。
我想辩解,可是他不让。“听着,别着急,麦凯布。我早就被人叫做疯子,它对我没什么影响。我太太说,‘利昂,你应该想得到,’她说,‘人们根本不会理解,一个人对生活的要求不仅仅是钱。’她是对的!她是对的!”
“不,”我说。“等等。我——”
“人们觉得你只能在以下二者中居其一:要么你是条鲨鱼,要么你只得躺在那里,任鲨鱼活生生地把你吃掉——这个世界就是这样。而我,我是那种会走出去,的人。为什么?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是不是疯了?好吧。”
“等等,”我说。我试着解释,我压根不反对他为社会正义斗争,如果他脑子里有这种想法的话;只是我觉得《劳工领袖》可能是世界上最不适合他的事业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