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口泉眼接上了自来水管。1958年，这里装上了配电设施。多年之中，琼修缮了露台，打了另一口稍小一点的泉眼，用来灌溉她栽种的桃树和橄榄树果园，还用生长在山坡上的黄杨灌木丛建造了一座迷人而颇富英国风情的迷宫。
1951年，在她的第三个孩子出生后，琼决定迁往法国居住。大部分时间里，她都把孩子们带在身边。偶尔，他们会和父亲在伦敦住上一段时期。1957年，孩子们在圣约翰德拉布拉奇埃尔的当地学校入了学。1960年，詹妮去了洛代沃的法国公立中学读书。整个童年时期，崔曼家的孩子们都在英国和法国之间往返转折，被火车上和蔼的女士们或是活跃的“百事管”阿姨们照看着，而他们的父母既不愿意重新住在一起，又不想彻底分开。对琼来说，她相信邪恶和上帝的存在，确信这两者与**主义不可调和，发现自己既不能说服伯纳德，也不能与他分开。对伯纳德而言，他仍然爱她，却又对她那缺乏社会责任感、以自我为中心的生活方式深感恼火。
伯纳德退了党，在苏伊士运河危机[35]期间成为了“理性之声”。他为纳赛尔写的传记使他广受关注。不久后，他就在BBC的辩论节目中成了活跃且被人认可的激进分子。1961年，他以工党候选人的身份参加了一次补缺选举，结果光荣落选。1964年他再度参选，获得了成功。大概就是在这个时候，詹妮考进了大学。由于担心詹妮过于受到伯纳德的影响，琼在第一学期给她写了一封充满告诫的老式信函，正如父母有时写给离家的孩子们的信那样。在信中琼写道，她不相信那些抽象的原则，而那些“坚定的知识分子们还想借此操纵社会的变革”。她告诉詹妮，自己相信的是“那些短期、现实、可行的目标。每个人都要对自己的人生负责，并想方设法去提高生活质量，首先便是从精神层面上改进，其次是物质层面，如果确有需要的话。我可不管一个人的政治信仰。就我个人而言，休·沃尔（伯纳德的一位政坛同僚），那个去年我在伦敦的一次宴会上遇见、整晚都在和所有在座宾客讨论个不停的家伙，也不比他热衷于谴责的,bao君好上多少……”
琼在有生之年出版了三本书。五十年代中期，她出版了《神秘的恩典：阿维拉的圣特里莎文集》[36]；十年后，《朗格多克的野花》问世；又过了两年，一本实用主义的小册子《十大冥思》付梓。随着时光流逝，琼也不再像以前那样常去伦敦了。她一直住在羊圈里，学习，冥思，照料着这份产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