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水瓶里倒水喝。在伯纳德余下的一生中，他将把这一刻永远铭记于心。这场刚刚结束的战争令他震撼，他不再把它看做是一种历史和地缘政治意义上的客观事实，而是一个由各种人间悲痛组成的近乎无穷的集合，一份无边无际的哀伤，被持续不断、毫无消减地分给了芸芸众生。他们分布在这片大陆之上，轻若孢子，渺如尘埃，每个人各自的身份都湮没在了历史的云烟之中，不为人知，而他们作为一个整体显出的更加深重的悲哀，是任何个人都无法去理解玩味的。成千上万的人们在默默地承受着内心痛苦的煎熬，就像那位黑衣女子悼念她的丈夫和两个兄弟一样，在每一份哀痛背后都有着一个不同寻常、错综复杂、感人至深的爱情故事，本来它们可以拥有另一种结局。他以前好像从未仔细思考过这场战争，没有考虑过人们为这场战争而付出的代价。他只是忙于自己工作的诸多细节，想着要做好它们；他的眼光放得再远，也只能局限于战争的目的、胜利、统计出来的死亡人数、毁坏造成的损失还有战后的重建工作。有生以来，他第一次从感性上认识到：这场战争浩劫带来的破坏规模是何等之大。所有那些独特个体的死亡，所有那些随之而来、同样独特的个人的悲恸哀伤，在重大会议、新闻标题和浩瀚历史中都不会占有一席之地，只能悄悄地退却到斯人已逝的空荡家园、清冷寂寞的家庭厨房、无人相伴的爱情小床和永伴余生的痛苦回望之中。1946年，站在朗格多克的一棵松树下，伯纳德突然产生了这些想法。对他来说，这不是可以和琼共同分享的观察心得，而是一份深切的忧虑，一种对真理醍醐灌顶般的顿悟，令他陷入了惊愕的沉默，并想到了这样一个问题：当欧洲大地被这些轻若孢子、渺如尘埃的芸芸众生所占据，当忘却显得毫无人性且十分危险、而铭记变成一种永恒的折磨时，这样的欧洲还可能会有什么好的结果呢？
琼也记得伯纳德对这一时刻的描述，但她声称她对那个黑衣女子——其实就是她自己——毫无印象。当我在1989年途经拉瓦克里前往巨石墓时，我发现那座纪念碑的底座上刻着拉丁文引语。上面并没有阵亡者的姓名。
等两人到达山顶时，他们的心情已经再度开朗起来。他们回头尽情饱览八英里外的峡谷美景，上午走过的路线宛如画在地图上的那样清楚。就是在这里，他们开始迷路了。在草草画出的地图上，奥里亚克夫人没有写明应该在多久后离开经过泰德纳羊圈的那条小道。他们转得太早了。在铺满百里香和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