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村长都说了些什么,那天下午你们正在小餐馆里吃午饭……”
“椴树旅舍?那些狗是被训练用来干什么的?这个例子真是再恰当不过了。村长的故事根本就是假的。或者至少我们没法知道这一点。但是琼选择相信了它,因为它非常符合她的理论。一个歪曲事实来迎合主观意愿的绝好例子。”
我把伯纳德的包递给乘务员,他把包放到轮椅后面装好,然后站起身来,将手放在推轮椅的位置上,等待我们结束谈话。伯纳德朝后靠过身去,把拐杖横放在大腿上。我的岳父居然能对他现在的衰弱状态泰然处之,这让我感到困惑不安。
“可是伯纳德,”我问,“那个故事是什么?他说那些狗是被训练用来干什么的?”
伯纳德摇了摇头。“下次再说吧。亲爱的孩子,谢谢你能过来陪我。”然后他举起橡皮头的拐杖,一是向我致意,另外也是给乘务员一个信号。乘务员简单地向我点了点头,就推着他的乘客离开了。
我的心里非常焦躁不安,所以没利用好那一个小时的等待时间。我在一家酒吧外徘徊,犹豫着要不要再来最后一杯咖啡,享用最后一样德国食品。我在书店里四处浏览,最终却连一份报纸也没买,因为在前一天里,我已经花了三个小时的时间把它们都翻了个遍。我还有二十分钟时间,够我在候机楼里再慢慢溜达上一圈的。通常,当我在一座外国机场里等候转机、而且目的地不是英国的时候,我会抬头去浏览航班指示牌,看看那些飞往伦敦的航班,来调整一下家、詹妮和家人在我心中留下的如潮水般的思念之情。我注意到,现在指示牌上只有一趟航班的信息——在国际航班地图上,柏林只是一个死气沉沉的荒僻角落——这时,我对我妻子最早的一段记忆,被伯纳德刚才所说的一些东西唤醒了。
1981年10月,受波兰z.府邀请,我作为一名非z.府组织文化代表团的成员来到了波兰。那时我在一家小有名气的地方剧团里担任主管。同行者中还有一位小说家、一名文化艺术记者、一位翻译和两三位文化*员。詹妮·崔曼是代表团里唯一的女性,她是一家地点设在巴黎、资金来自布鲁塞尔的机构派来的代表。由于她人长得漂亮,态度又显得相当尖刻,这使得她招来了其他一些人的敌意,尤其是那位小说家:一位迷人的女子竟对他的盛名无动于衷,这激起了他的忿怒。于是他便邀记者和一位*员下了笔赌注,看谁能第一个“采下”她这朵鲜花。大意就是,这位肤色白皙、点点雀斑、眼眸碧绿、红发稠密的崔曼小姐,还有她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