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只说了一句话：“我以为你这时已经在天上了呢。”
我很失望，倒不光是因为遭到了哈特的冷遇。我失望，是因为我走了，注定要永远地走了，可米格尔街上的一切都还是老样子，并没有因为我的离开而有丝毫变化。
我看了看门口那只被打翻的铜壶，然后对母亲说道：“这是不是意味着我再也不会回到这里来了呢？”
她笑了，看上去很高兴。
我和母亲、巴库叔叔以及他太太一起在我家吃了最后一顿饭，然后又沿着那条通向皮亚尔科的滚烫的马路返回机场。飞机已经在等着啦。我认出了一个海关*员，他免检了我的行李。
。车子沿着米格尔街开到赖特森路，又朝南码头开去。一路上我没朝窗外看一眼。
母亲一面哭一面说：“我知道，我再也不会在米格尔街上看到你了。”
我说：“为什么？就因为我踢翻了那壶牛奶？”
她没有回答，只是一个劲儿地为打翻的牛奶掉泪。
直到车子开出了西班牙港城郊，我才朝外面望去。天气晴朗而炎热。稻田里一些男女在干活，路边的一个水塔下一群孩子正在洗澡。
播音员的声音冷静而又漠然。
我拥抱了母亲。
我对巴库说：“巴库叔叔，我本来不想告诉你的，但我想我听见你车子的挺杆有撞击声。”
他的眼睛一亮。
我和他们一一告别，快步向飞机走去。我没回头看，只看着前面自己的影子，一个在柏油碎石路面上跳动着的小不点。
我们及时赶到了皮亚尔科。这时我真希望自己没有得到那份奖学金。在机场的候机大厅里我很害怕。一群肥硕的美国人在酒吧喝着不知名的饮料，那些戴着太阳眼镜的美国女人一脸傲慢，讲起话来嗓门特别大。他们看上去都挺富有挺自在的。
接着广播里分别用西班牙语和英语说，二〇六次航班的起飞时间推迟六个小时。
我对母亲说：“我们回西班牙港吧。”
我知道过不了多久，我还会在候机厅里遇到那帮美国佬，我只希望和他们碰面的时间越短越好。
回到米格尔街，我最先看见的就是哈特。当时他正拖着脚从咖啡馆里出来往回走，胳膊下还夹着一张报纸。我朝他挥了挥手叫了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