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下，共有六口人：阿纳托尔和我，我们的男孩子们帕斯卡、帕特里斯，婴儿马丁·路德，以及伊丽莎白姨妈。她女儿克里斯蒂安偶尔也会过来。我们从亚特兰大回来后，就把伊丽莎白从比柯基接到了这儿来。比柯基的状况堪忧。倒不是说这儿就不怎么堪忧，但有她做伴，还是很不错的。我原以为自己已经学会了许多事，够神通广大的了，但伊丽莎白还是让我受益匪浅。她能做到很多看似不可能做到的事。蒙黛莱④，她这么称呼我，我是她的白人女儿。但她根本就没比阿纳托尔大几岁，长相也与他酷似，除了宽肩膀和细腰肢。（她的体形有点相反。）她像阿纳托尔一样总是很有耐心，在我们家只有一间屋子的房子里一刻不停地忙前忙后，哼唱林加拉语小调。她的左手总是抓着外层缠腰布，不让布料散开，以示稳重，而闲着的右手却灵活得很，就算我有三头六臂，也比不上她。她姐姐，也就是阿纳托尔母亲的事，只要是她记得的，她都一股脑儿地说给了我听。而我呢，就像个小孩子，缠着她一遍遍地讲。我渴望任何形式的家庭温暖。要是一年之中能收到两次母亲和艾达的消息，就算上上大吉了。这不是她们的错。我知道她们已经寄了无数个包裹过来，可是都堆在了市区宏伟而凋敝的邮政大楼里的某个地方。我猜这些未寄达的包裹已经足够让邮政部长给自己盖第二或第三栋房子了。
奇迹降临。复活节期间，我们还真收到了一个包裹。男孩子们嚷嚷着，在我们自设的“一月十七日巷”里跑来跑去，挥舞着他们珍贵的玛氏巧克力。（我听到帕斯卡向朋友吹嘘，说这巧克力是在火星上生产的。⑤）我也很想显摆显摆自己的战利品：五本英文书啊！还有衣服、阿司匹林、抗生素、护手霜、厚厚的棉尿布、给我们听收音机用的电池，以及长长的信。我将脸埋在衣服里嗅着母亲的气味。但当然啦，这些衣服是某个与我们不沾亲不带故的美国孩子的。母亲在给非洲救济组织当义工。可以说，我们是她最上心的一个项目。
每个包裹里都会有一样来自艾达的怪东西，类似于秘密信息，我是这么觉得的。这次是一份老早以前的《星期六晚邮报》，是她在母亲的壁橱底部找到的。我翻了翻，心里琢磨着艾达是想让我读读介绍吉米·斯图尔特如何走上星途的文章，还是想让我知道，只要使用菲尔克的产品，电视机的毛病就会烟消云散？后来，我弄明白了，是一篇名为《非洲是否将变身为**主义？》的文章。艾达仍旧拥有锐利的嘲讽眼光。文章通篇都在谈论美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