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得花大笔的钱贿赂，或通过私人关系，才能向国外寄信。至于寄来的信件，我只能认为它们都堆在了利奥波德维尔的某个地方，等着被检查是否能从信里搜刮到钱或值钱的东西。
如果说民众因这些不清不楚的损失——信件、工资、某位步行回家的朋友——而震惊莫名，他们也都不会去提及。除了忍受，这儿的民众还能怎么办？他们只消瞅一眼蒙博托手下那些警察所穿的外国制造的昂贵制服，就会明白自己心里的想法是万万不能外露的。他们知道究竟是谁在给蒙博托撑腰，也知道在远达天边的某个地方，极其宏大的规则已然制定：白人和黑人的性命乃是截然不同的货币。当三十个外国人在斯坦利维尔被杀时，每个死者都以某种方式和实实在在的金钱捆绑到了一起，他们得到的是像比利时法郎这样的金本位硬通货。但一个刚果人的生命就像百无一用的刚果纸币，你大可以一抓一大把或把它装满一大桶，堆到生意人的手里，却仍旧买不了一根香蕉。我这才明白，我身边的男人女人一向都很清楚，他们的整个存在对大多数白人而言，还不如一根香蕉来得实在。当他们抬眼看我时，我能从他们的眼里读出这一点。
一月是个难熬的干旱月份，我觉得很孤独。也许是想念我的同类，无论是谁。有时候，我想离开，至少回家见见母亲和艾达，但金钱、旅行的可能性和护照——要得到此等必备之物比登天还难，让人连想都不敢想。我的白日梦最多也就延伸到家门口，我在那儿止步，回头望向阿纳托尔，他在说，和你无关，贝埃内。
今晚，他会忧心忡忡、筋疲力尽地回到家。若无资金，要想让中学再办一个学期，绝无可能。做父母的都很担心教育只会将他们的孩子置于更大的险境之中。可怕的是，他们没错。但他不会谈这事。他会蹑手蹑脚地走入灶间，潜行至我身后，搂住我，惹得我惊声尖叫、哈哈大笑。他会用指关节摩挲我的头发，喊道：“老婆，你的脸拉得和鳄鱼一样长啦！”
我会告诉他这张脸也已经和鳄鱼一样丑，皮肤也和鳄鱼差不多粗糙。我这么说只是想让他和我理论一番。一月对我来说很难熬，我很清楚这点，我需要他再三说我是个顶梁柱、好妻子，他当时娶我并非犯傻，我的白皮肤不会让人一见就觉得受了冒犯。让我们沦落到如今这个一月十七日的每一个错误，那些让人背负着那么多罪恶及悲哀的错误，均与我无关。
他曾有一次提醒我，第一条绿曼巴蛇是冲他去的。因为是他鼓励大家对我们这些白人进行讨论，才激起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