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竟是什么样的大胆举动，让路上的某个军官注意到了他们？会是因为我愚蠢地教给了他某个英语单词，才给他带来了杀身之祸吗？就像我们无知地让家里那只鹦鹉学会了脏话，害它一命呜呼。
这就是与我们同生共息的那种疯狂和恐惧。我们的邻居既害怕蒙博托手下的士兵，也害怕蒙博托的反对者，辛巴们。后者犹如狮子般在刚果北部寻衅猎杀。辛巴们迁怒于所有外国人情有可原，但其行为却日益离谱。我们在短波电台上收听到各种,bao行，之后又在蒙博托的官方新闻播报里听到更夸张的版本，很难知道何者为真。大多数时候，我想的是我们要吃什么，让看管孩子这件事占据我的头脑。我的确不怎么害怕辛巴，尽管我是白人。阿纳托尔极受尊敬，我和他的联姻能保全我的性命，不过或许也不能。正义的行事方式充满神秘。
父亲仍继续惨淡经营着他的“耶稣是班加拉”教堂。福尔斯夫妇还带来了一个坏消息：父亲在某种狂躁的状态下，一路步行或搭便车到达了基贡加的传教站，嚷嚷说自己体内满是毒素，火烧火燎地让人难受。他声称自己生吞了一条活蛇。传教团的医生给了他奎宁和驱虫药。花钱可以让蛲虫滚蛋，但绿曼巴蛇却不太可能被驱走。可怜的父亲。如今，他已彻底离开了基兰加，没入丛林，或已在雨中融化。有时，入夜之后，我会想，也许他已经死了，而我还不知道。在黑暗中，这种想法摧人心肝。于是我躺在那儿，醒着，酝酿着搜寻他的计划。但到了白天，满腔的怒火又将我搡至截然不同的方向，咆哮着告诉自己再也不要去理会父亲。我没法独自行动，即便有人相助，也不值得去冒这个险。我很清楚现在他对我来说就是个危险。
他对许多人来说都是个危险，且向来如此，我想道。当年法因坦和赛琳回基兰加见到我们那个走入歧途的传教据点时，想必已是大惊失色。我们就睡在他们住过的房子里，却与他们以前的朋友反目成仇，甚至将他们的鹦鹉逐出家门，任其自生自灭。而基贡加的那个传教团医生想必也已发觉父亲是个奇葩——一名头发蓬乱的牧师，肚子里竟然还有条蛇。那位医生明知危险，仍和家人继续留在这里。法因坦认为，他们来自南部某个地方，佐治亚州或肯塔基州。我希望能去拜访他们，用自己的母语，用我舌头上生出荆棘前就已知晓的英语，与他们交谈。
这是我唯一的一次思乡，美国披着传教士的伪装降落到我家门阶上。还有别的人也没有回去，像我一样。但他们似乎都理直气壮，觉得就应该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