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尔森因为某种巧合被命运遗弃了，他就是这么说的。他说他母亲就喜欢把婴儿带到上游亲戚那儿显摆，他很忌妒，就躲到外头去了，而她也根本就把他给忘了。这之后，内尔森就非常重视各种征兆和迷信。如今，他感到无所适从，没有家人可以帮扶他，十二岁的他也没学可上了。
阿纳托尔在纸条里写道，内尔森是他最好的学生，我们很快就会明白他为什么这么说。确实如此。内尔森来我们家的那天，英语只会说“你好，谢谢，请”，但没过几个礼拜，任何要紧的话他就都能说了。不像玛玛·塔塔巴，老是牛头不对马嘴。我想说的是内尔森很有天分。但我还是要告诉你，天分这种东西在刚果根本没什么用，就算像内尔森那样聪明，也是没法上大学的，和普莱斯家的女孩子们一样。照昂德当夫妇的说法，比利时人打定了主意要使当地人免受独立思想的影响。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我倒对阿纳托尔很好奇——比如说，昂德当夫妇究竟是如何让他当上老师的。有时候，我在脑海里想象自己会怎么问他。吃过午饭后，姐妹们和我都会躺下来，只要我脑中无事可想，就会琢磨那样的场景。阿纳托尔和我走在通往河流的小径上。我们这么做有很好的理由：他可以帮我把水拎回家，也许他还会邀我讨论经文里他不太明白的地方。于是，我们便如此这般聊起了天。在我想象的场景里，父亲已原谅了阿纳托尔，还鼓励他与我们家人交朋友。阿纳托尔的笑容特有亲和力，完美的门牙裂了条小缝。我在想象中感受到那笑容对我的鼓舞，甚至鼓起勇气问他那张脸怎么会如此奇妙：他们究竟是怎么让每一条疤痕都这么笔直的？是不是疼得厉害？然后，他就告诉我橡胶种植园的事。它们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在一本书里读到过，要是工人当天没采集到足够的橡胶，就会被砍断手。比利时工头会把一篮篮褐色的手带给老板看，那些手像鱼堆似的堆得乱七八糟。文明的白人基督徒真是这样吗？
在我的想象中，阿纳托尔和我都是用英语交流的。虽然在现实生活里，他大多数时候都用刚果语给孩子们讲课。他的刚果语口音跟其他人不一样——就连我都能听出来。他会把嘴形拉得很大，正好露出牙齿，好像他一直都很担心自己被误解似的。我觉得阿纳托尔能帮我们家摆脱困境，因为他在这儿也是个外人，和我们一样。他会对我们的困境抱持同情心。而且父亲似乎也很感激他，在他们俩有过争执后，他仍旧愿为布道做翻译。阿纳托尔只要能更好地理解经文，就能成为父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