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说坐火车重要还是维护社会治安重要？”
“都重要。可我没有扰乱社会治安。”
“那你为什么私藏凶器？”
这时候我真的懵住了。我没有凶器。我从来不打架，为什么要私藏凶器。我说：“你们弄错了，我没有凶器。”然后我把帆布包朝前面推了推，让他们检查。揪住我的警察从口袋里掏出
“怎么会没有？我不是流窜犯。”
“谁知道？不查清楚怎么知道你是不是流窜犯？”
我终于明白我被怀疑是个流窜犯，但我不明白我为什么要被怀疑是个流窜犯，在春节前遇上这种事情不能不说是倒了大霉。我看了看手表，离火车发车只有五分钟了，我站起来说：“完了吧？再不完我就误了火车了。”他们坐着不动，那些眼睛有着相仿的严峻和淡漠的神色。假如我是羊，他们就是牧羊人。牧羊人不让羊走羊不能走。于是我又坐下，我隐隐听见候车室的广播在嘤嘤地响，一定是检票了，要坐火车的人都上火车了，而我却突然失去了这个权利。你体会不到我的绝望和沮丧。
揪住我的警察跟审讯者小声说着什么，然后我听见他们提了一个我意想不到的问题。
“有前科吗？”
出了毛病。他领着我朝盥洗室旁边的铁门走，一根黑色的镶有皮套的警棍挂在皮带上，不时碰撞他的干瘪的臀部。铁门后面是一条长长的走廊。在走廊里我想起那把伞忘在长条凳上了。我像一只没头没脑的羊跟着他走进车站派出所，我预感到一场莫名其妙的宰割就要开始了。
办公室里还有四个人，好像在玩牌，一个刚把纸条从鼻子上揭下来，另一个手指关节咔咔响着把凌乱的扑克刹那间洗成一块。这时候我又笑了，我总是难以克制自己的笑，这种毛病总有一天会惹来灭顶之灾。揪住我的警察猛地回头：“不准笑！”
“不笑。”我应着坐到屋子中间的圆凳上。我觉得自己像个老练的被捕者，这让我有点迷惘。我弓腰坐着，看见帆布包可怜地缩在地上，我在想帆布包里是不是有问题，但是我肯定没有携带任何违禁品，我只是想回老家过春节。
“姓名？”
“李多。”
“什么？”
“装蒜，问你有没有参与流氓盗窃反党活动，譬如河滨街纵火案，友谊商店失窃案，或者m;主墙运动，你有没有前科？”
“没有。这太荒唐了。”
“你说谁荒唐？”
“我说火车，火车要开了。”
“我问你真实姓名。”
“那就是真实姓名。我没有假姓名。”
“住址？”
“江南路十一号五楼。”
“老实点，到底有没有住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