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不算那里住着很多老朋友，他一直很想再见到他们。
但是，他选择了这个“令人伤心和难以欣赏的日耳曼”。为什么？并非真的因为这里是他的祖国，因为虽说布比斯先生觉得自己是个德国人，但是厌恶这个祖国，就为了这个祖国，据他了解，已经死去了五千多万人啊，而是真的因为德国有他的出版社，或者因为他有出版社这个概念、一家德国出版社、总部设在汉堡的出版社，它的发行网络、订书方式遍布整个德国的老书店，其中一些老板是他的熟人；他出差时，会与这些老板坐在书店的角落里喝咖啡或者饮茶，一面总是抱怨恶劣的天气，埋怨老百姓对图书的轻视，抱怨纸商和中间商的盘剥，为这个不读书国家的将来叹息，一句话，时间过得特别愉快，与此同时嘴里嚼着饼干或者蛋糕；最后，布比斯先生起身握住书店老板的手，比如说伊泽龙先生的手，说声“再见”；他再前往波鸿市，去看望波鸿的老书商，那里保存着，像保存圣物一样——当然是出售的圣物——1930年或者1927年印有布比斯出版社标志的图书。根据法律，当然是纳粹的黑森林法，这些图书都应该付之一炬的；但是，这位老书商冒着坐牢的危险把这些图书藏了起来，这出于纯粹的爱书，布比斯理解这种感情（还有很少几人，包括书的作者或许能理解），用一个远远超越文学的姿态表示感谢，这是一种诚实商人的姿态，是掌握了一个几乎可以追溯到欧洲起源秘密的商人们的姿态，是一种神话或者为神话开门式的姿态，它的两个主要支柱就是书商和出版家，而不是作家——走异想天开的道路或者痴迷于无法捉摸的幽灵，而是书商、出版家和一位佛兰德斯画派画家笔下弯弯曲曲的道路。
让人并不感到特别奇怪的是布比斯先生很快就厌倦了政治，决心重办出版社，因为骨子里，他真正感兴趣的是从事印书和卖书的冒险活动。
但是，在那段时间里，重新使用法院已经归还给他的大楼之前不久，布比斯先生在曼海姆市美军占领区里，结识了一位刚刚过三十岁的女子，相貌出众，出身名门；不晓得二人怎么就相识了，因为布比斯先生并非好色之徒，可二人成了恋人。这一层关系引发的变化是显而易见的。他的精气神，按照这个年龄说，已是不寻常了，现在翻了三番。要活下去的愿望变得势不可挡。确信自己的新出版事业会成功变得很有感染力（尽管布比斯常常纠正这个“新出版业”的说法，因为在他看来，这是从前那个老出版业经过一段漫长而不情愿的停业后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