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是一个系领带的男子，有时是个长脸少年开窗欣赏巴塞罗那的晚景。一天夜里，我发现守望着诗人出现的并非我一人。有个十七八岁的年轻人也在人行道对面静悄悄地守候着。他没有发现我，显然是个容易上当受骗的小伙子。他坐在一个酒吧的露天茶座上，只要一听罐装可口可乐，一面慢慢喝着，一面在练习本上写东西，或者阅读一些我立刻认出来的书籍。一天晚上，在他要离开茶座、匆忙走开之前，我到他身边坐下。我说我知道你在干什么。他惊慌失措地问我：你是谁？我笑一笑，告诉他跟他一样，普通人。他看看我，好像望着疯子。我说：你别搞错了，我不是疯子，我是个精神状态很好的女人。他笑了，说道：就算你不疯，可是看上去跟疯子一样啊。说着，他要埋单，准备离开，于是我坦率地告诉他我也正在找诗人。他立刻重新坐下，好像我拿手枪顶着他太阳穴一样。我要了一杯菊花茶，讲了我的故事。他告诉我，他也写诗，希望诗人能看看他的诗作。用不着问他，就可以猜出他也是个同性恋者，而且非常孤独。我对他说：让我看看你的诗！说着，我一把抢过来他手中的练习本。他写得不坏，惟一的问题就是写得跟诗人一模一样。我说：这样的事情你不可能经历过，你太年轻，不可能吃这么多苦。他打个手势，意思是说我爱信不信，反正都一样。他说：要紧的是必须写得好。我说：不对，这不重要。我说，不重要，不重要，不重要，重要的是有激情！最后，他同意我的看法。他叫霍尔迪。今天有可能在大学上课，或者在《先锋报》或者《日报》写评论。
阿玛尔菲塔诺收到的下一封信是从圣塞瓦斯蒂安邮寄的。劳拉在信中告诉他她已经跟因玛去了蒙德拉贡疯人院，打算去看望那位过着没有节制和下意识生活的诗人；她说，那里的保安和化装成神甫的保安不让她俩进门。在圣塞瓦斯蒂安，她俩本想住在因玛一个女友家中。那女友名叫爱杜尼，曾经是埃塔武装小分队成员，实行m;主之后，她放弃了武装斗争。爱杜尼只想留她俩住一宿，理由是她要做的事情太多，而且她丈夫不喜欢不速之客。她丈夫叫乔尼，两位客人的确让他紧张。劳拉后来证实了乔尼的状态。他浑身颤抖，脸色发红，像烧热的陶罐；尽管他一言不发，给人的印象却是随时会喊叫起来；他全身出汗，双手发抖，不停地换地方，好像不能在同一个地方待上两分钟。爱杜尼则相反，是个安安静静的女人。她有个很小的儿子（她俩没能看见，因为乔尼总是找借口不让劳拉和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