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动,讲义气,缺乏想像力,这一点让-克劳德和曼努埃尔早就确认了。可这并没有让他俩放下心来。
“一个坏蛋可以没有想像力,然后可以在出人意料的时刻干出惟一有想像力的事情来。”曼努埃尔说道。
“英国到处是这种蠢猪。”这是让-克劳德的看法。
一天夜里,曼努埃尔从马德里打电话到巴黎,他俩毫不惊讶(实际上,一点都不惊讶)地发现二人越来越仇恨普里查德。
在下一次大会(在意大利北部博洛尼亚市举行的“从本诺·冯·阿琴波尔迪的作品反观20世纪”研讨会,为期两天,与会的有大批意大利青年阿琴波尔迪迷和一群来自欧洲各国用新结构主义来研究阿琴波尔迪的学者)上,让-克劳德和曼努埃尔决定把近几个月来发生的一切以及关于丽兹和普里查德给他俩造成的担心,统统讲述给莫里尼听。
莫里尼的健康状况比上次见面差(可无论西班牙人还是法国人都没有察觉),他先后在旅馆酒吧、会场附近的点心铺和老城区昂贵的餐厅里耐心倾听他俩的诉说;偶尔他们也推着莫里尼的轮椅漫步在博洛尼亚的街道上,他俩仍然说个不停。最后,他俩想征求莫里尼的意见,听听他关于他俩卷入的情感纠葛(真实的或者想像的)看法时,他仅仅问了一下:他俩中有谁,或者他俩一起,是否问过丽兹爱不爱普里查德,或者她是否被普里查德吸引。他俩不得不承认没人问过,因为出于谨慎、有分寸、有教养和尊重丽兹,总之,没问过。
“那你俩应该从问清楚开始啊!”莫里尼说道,虽然感觉不舒服,转来转去闹得头晕脑胀,可是没发出一声难受的叹息。
(走到这一步,真可谓“功成名就,高枕无忧”,曼努埃尔和让-克劳德参加会议,我们不再说对会议有所贡献,对于“从本诺·冯·阿琴波尔迪的作品反观20世纪”研讨会来说,即使开得好,也没价值;即使开得不好,也就是情绪波动一下,好像他俩突然之间精力耗尽或者心不在焉,提前衰老或是处在休克状态,这逃不过一些习惯了他俩精力充沛的与会者,过去在这种会议上有时他俩会毫无顾忌地表现自己的精力;这也逃不过新入伙的阿琴波尔迪研究者的眼睛,他们是刚刚离开大学的姑娘和小伙子,胳膊底下夹着刚刚出炉的博士论文,不顾会议的气氛,试图强行宣读自己关于阿琴波尔迪的论文,好像传教士强行灌输上帝的信仰一样,哪怕为此需要与魔鬼、普通人,比如说,理性主义者——不是哲学意义上,而是字面意思,常常是贬义——签协议;这些姑娘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