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我，那种感觉就和看见一个醉汉或是精神分裂症患者在指挥交通时那样。我还在想，他的状况过于极端，对现实的构想如此扭曲，因此他伤害不了我。他需要帮助，但不会是我去帮他。这个想法和刚才那份空想的愿望并行不悖，我还是希望看到这个惹人厌的家伙被碾扁在柏油马路上。
听他叫嚷的时候，我的脑子里又冒出了第三股思绪和感觉。这份灵感来自于一个词汇，而这个词被他使用了两次：“信号”。每听到它一次，先前让我烦恼的那条窗帘就会扰动起来，两个词合成了一个基础的语法结构：用作信号的窗帘。现在我比以前更接近真相了。我几乎就要想起来了。一栋豪邸，一处著名的伦敦住宅，窗前的帘子被用来传递联络……
对这些脆弱的联想的苦苦探寻，令我想起了我书房里的窗帘，然后又想到了整间书房。我想到的不是它的舒适，不是那台灯的羊皮灯罩里发出的光线，不是布哈拉地毯上鲜亮的红色和蓝色，也不是我那幅夏加尔[1]油画仿制品（《躺着的诗人》，1915年）里的海底风格色调，而是那些填满了五个搁架、堆了整整一面墙的约百来英寸长的箱装文件，带标签的黑色箱子中塞满了剪报；在书房的另一面，在朝南开的窗户边，有台像小型摩天楼似的硬盘驱动器，里面存储着3G大小的数据，等着帮助我在这栋豪宅与“窗帘”、“信号”这两个词之间建立联系。
我想起了克拉莉莎，心里突然涌起一股欢悦的爱意，感觉要解决我们的争吵似乎也很容易——不是因为我态度恶劣或是做错了事，而是因为我的正确是如此显而易见又无可辩驳，只是她弄错了。我必须回去啊。
雨还在下，但已经小了些。前方两百码外路口的交通灯信号已经改变，从前进车流的状态来看，再过几秒钟帕里就有机会穿过马路了。于是我抛下了他，任他掩面而泣。他肯定没有看见我转过身，迈着轻快的脚步沿着一条狭窄的住宅区小道慢跑而下。即使凄凉的他想快跑追上我，我也可以在街区里曲里拐弯，不出一分钟就能甩掉他。
[1]马克·夏加尔（MarcChagall，1887—1985）：白俄罗斯裔法国画家、版画家和设计师，以其梦幻式的奇特意象和色彩亮丽的帆布油画而闻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