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120亿年久远的图像从太空中传来，清晰而真切。人们忘却嘲笑，换以惊讶和好奇——只有一天——然后又开始各行其是。
我一口气工作了两个半小时，没有休息。那天早上，当我在电脑里输入我的文章时，不安困扰着我，那是一种让我难以确定的生理感觉。有些错误是再多的宇航员也纠正不了的，就像我昨天的那样。可我到底做了什么，或者没有做什么呢？如果这种感觉是“愧疚”，那么它究竟从何而来？是在气球下面抓住绳子，还是放手的时候，是后来靠近尸体附近，还是昨晚在电话上的时候？这份不安依附在我身上，并深入我内心，就像是一种没有洗过澡的感觉。但当我停止打字，停下来将整个事情回想一遍后，我发现那根本不是愧疚。我摇摇头，字打得更快了。我不知道我是怎样把深夜来电的想法全部抛之脑后的，我设法把它和昨天遇到的所有麻烦混在一起。我觉得自己仍处于惊愕之中，我想要保持忙碌以抚慰自己。
我比截稿时间提前了五个小时完成了这篇文章，作了些修改，把它打印出来，然后用传真件发到了纽约。我给牛津市警察局去电，在电话转接了三个部门之后，我得知法院将组织一个陪审团听取约翰·洛根的死亡调查，死因裁判庭[2]很可能会在六周内召开，参与这一事件的我们所有人都要参加。
我乘坐出租车前往索霍区，去会见一位电台谈话节目的制作人。他把我引进办公室，对我说，他想做一档关于超市蔬菜的节目。我告诉他我对这个不熟悉。这位名叫埃里克的制作人随即站起身来，做了一番激情四溢的演讲，让我大吃一惊。他说，对于像四季荷兰豆、草莓这一类食品的需求，正在损害一些非洲国家的自然环境和当地经济。我说这可不是我的研究领域，然后我告诉他某几个人的姓名，让他不妨试着与之联系。随后，尽管我几乎与他素不相识，或者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我回应了他的满腔热情，给他讲述了那场事故的来龙去脉。我情不自禁啊。我得对什么人说出来呀。埃里克很耐心地听着，他摇头晃脑，适时地做出些回应的声音，不过他看我的眼神怪怪的，就好像我是一个受到传染的病毒携带者，带着一种新近变异的厄运病毒踩进了他的办公室。我本可以中途打住，或者以一个不够自然的结局收场，但我还是说了下去，因为我欲罢不能啊。我是在讲给自己听，对我来说，一条金鱼也可以成为好听众，和一个谈话节目制作人没什么分别。等我说完以后，他赶紧向我道别——还有一场会见在等着他，以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