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旅行到如今，我第一次感觉到，我那些多愁善感的问题显得多么遥远。那座伊拉普阿托的广场上甚至还有鸟群。后来，我进了一家书店（费好大力气才找到一家），买了一本埃米利奥·卡兰萨带插图的作品，卡兰萨是出生在埃尔奥斯皮塔尔的一位风景画家，在距离伊拉普阿托不远的村庄里。这本书我打算送给我的牙医朋友，估计他会喜欢的。
我俩约定下午两点见面。我去诊所找他。女秘书客气地请我等一等，因为医生有临时来访的客人，很快就会空闲下来的。我在会客室坐下来，开始看杂志。室内无人。寂静不仅笼罩着我朋友的诊所，而且还有整座大楼。在一瞬间里，我以为刚刚女秘书说的是谎话呢，以为我朋友不在诊所，以为出了什么坏事，以为他匆忙离开前的明确指示就是别让我惊慌。起身，朝着会客室里面走了几步，当然了，我觉着很荒唐。
那位女秘书已经不在接待室了。我想拿起电话，打出去，这完全是自发的冲动，因为在这样一个我举目无亲的城市里，打给谁呢?后悔之极，千不该万不该来到伊拉普阿托，咒骂自己的感觉迟钝，决心只要一回到首都，就立刻找一个美丽、聪明，尤其是讲究实际的女子，跟她迅速恋爱，免除过分的表示，举行婚礼。在女秘书的位子上坐下来，努力镇定、镇定。有一阵工夫，我望着打字机、会客簿，放着铅笔、夹子、橡皮（似乎都摆放得井然有序）的木盘，我觉得不可能有谁头脑清醒的话会整理这些东西（摆放铅笔和橡皮有可能，夹子不可能），直到看见我的双手在打字机上发抖，才一跃而起，才毫不犹豫地去找我朋友（但心跳剧烈）。
但是，教养往往比突发的神经紧张更有力量。就在我一路推开一扇扇房门，一路高声呼喊着我朋友的名字，一路向诊所内部前进的同时，我记得，一路在想如果找到我朋友说些什么才好。直到今日，我也不知道那个下午我究竟是怎么回事。有可能是我从首都带出来、到了伊拉普阿托就开始消散的烦恼与悲伤，最后一次对外宣泄吧。
我朋友当然是在自己的诊所里面了。他旁边有一位女患者，三十多岁，身材苗条。还有他的女护士，一个矮个子、混血模样的姑娘，此前我没有见过她。对于我的出现，三人没有任何惊讶的表现。我朋友笑着对我说：马上就完啊。
后来，我给我朋友说明我在他诊所里的感觉（即疑惧、恐惧、失控的不安）后，我朋友声称，他常有这事，是发生在表面上无人的大楼里。我明白朋友这番话是在好意安慰我。于是，尽量不再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