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要好的朋友。接着就不吭声了。公路已经不是笔直的了。从后视镜里，我看到了我们离去的城市有一道大墙。后来我才发现那是夜幕。放音机里传出来那女歌手咿咿呀呀地演唱的另外一支歌曲。歌词说墨西哥北方有个偏僻的村庄，人人都幸福，只有她除外。我觉得女馆长在哭。悄悄在哭，很有尊严地哭，但抑制不住地哭。可是我无法证实。我眼睛紧紧盯住公路，一秒钟也不离开。后来，女馆长掏出手帕，擤擤鼻子。我听见她用最低的声音对我说：请打开车灯！我继续驾驶。
她又重复了一次：请打开车灯！不等我回答，她就俯身到仪表盘上，亲自打开了车灯。片刻后，她用更加坚决的口气说：减速！与此同时，那女歌手已经唱到最后几个音符了。我没话找话地说：这是一首很伤感的歌曲。
车子停靠在路边了。我打开了车门，下车。天还没全黑，但已经不是白天了。我周围的土地、公路两侧的山丘，已经是深黄色，我从未见过的深黄。仿佛那亮色（不是亮光，而是颜色）满载着我不知道的什么东西，但很有可能是永恒的什么。很不好意思联想到了某种相似的玩意儿。我舒展一下两腿。有辆汽车按着喇叭从我身边驶过。我挥手骂了一句：他妈的！也许不仅是挥手。
也许喊了一句：操你妈！那司机看见我了，或者听见我的声音了。但这在这整个故事里是不可能的。另外，一想到那司机，我惟一看见的是他那面后视镜里我僵硬的形象：长发，消瘦，身穿结实的棉布夹克衫，戴着大眼镜、令人恶心的眼镜。
那辆车在前面几米的地方刹车，停住不动了。没人从里面下来。车子也没后退。我也没听见喇叭再响。但是，那辆车的出现似乎充实了我们眼前以某种方式占有的空间。我谨慎地向女馆长的位子走去。她落下车窗，问我发生什么事情了。她眼睛鼓胀得更加厉害了。我说，不知道。她说，那是个男的。然后，她挪到了驾驶座位上来。我上去坐到她腾出来的位子上。位子上还是热的，潮乎乎的呢，好像女馆长发烧了。从车窗望去，我看见那是个男的身影，某人的后脑勺，他像我们一样，正在望着开始向山丘蜿蜒伸展过去的公路线。
女馆长好像自言自语似的望着前面停着的汽车，说道：那是我丈夫。接着，她把磁带的另一面放好，调大了音量。她说：我那位女友去陌生城市巡回演出的时候，有时给我打电话。有一次，她从马德罗市打给我，那天夜里她整宿都在石油工人俱乐部演唱，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是凌晨四点钟。还有一次，她从雷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