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我总要带上快慰牌饼干。她最喜欢这种饼干了。于是，我俩吃饼干，喝咖啡。我俩从十五岁就认识。她是我最要好的朋友。
我看见地平线上有些山丘，公路就消失在那些山里。东边已经发黑。几天前，我在汽车旅馆里曾经想：沙漠里的夜色是什么颜色呢？这是一个愚蠢的修辞问题，里面寄托着我的未来，或许不是未来，而是我忍受心中痛苦的能力。一天下午，在戈麦斯帕拉西奥文学工作室里，有个小伙子问我为什么要写诗，打算写到什么时候。女馆长不在场。工作室有五人，都是学生，四个男孩，一个女生。两个男生衣着极寒酸。那女生又矮又瘦，打扮俗气。提问的小伙子本来应该上大学，却在一家肥皂厂当工人（可能是本州惟一的大肥皂厂）。另外一个男生在一家意大利餐厅当服务生。头两个男生准备读预科。那女生不念书，不工作。
我回答说：出于偶然。有一阵子，我们六人都不吭声。我盘算了一下在戈麦斯帕拉西奥工作和长期生活的可能性。此前，我在院子里见过两个学美术的女生，我觉得还漂亮。如果走运的话，也许能跟其中一个结婚呢。她俩中比较漂亮的那个像是最传统的那种女人。我设想出一种漫长又复杂的恋爱期。设想出一套昏暗、空气新鲜的房子以及种满了植物的花园。那个制造肥皂的小伙子问道：您打算写到什么时候为止？本来我可以随意回答。但还是选择了最简单的，我说：不知道。我问他：你呢？他说：老师，我写诗是因为诗歌让我感到更加自由；我永远不会放弃的。他面带笑容，难以掩饰自豪与决心。这样的回答染上了含糊的毛病，总想慷慨激昂。但是，在这答话后面，我看到的是一个肥皂工，不是看他现在，而是看他十五岁或者十二岁的样子；看见他飞跑或者行走在戈麦斯帕拉西奥的街道上，头上的天空像有石头落下。我还看见了他的伙伴：我觉得他们能活下来好像是不可能的。但无论如何，活下来是最理所当然的。
后来，我们念诗。他们中惟一有才华的是那个女生。但我已经什么也不能肯定了。下课后，女馆长在等我，她身边站着两个家伙，结果竟然是杜兰戈州府的*员。不知为什么，当时我以为他们是警察，是来抓我的。学生们跟我说了“再见”。那瘦姑娘跟一个男孩，还有另外三个男生都走了。我看见他们穿过了一条墙皮剥落的过道。我跟在他们身后，到门口，仿佛有话忘记了说的样子。在门口，我看见他们分别消失在戈麦斯帕拉西奥那条大街的两头。
这时女馆长说了一句：她是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