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的行程，并且在美国和欧洲的多所大学参加一些特别的课程，这在接下来的几年间引来了诸多非议。我从来不需要为缺乏学术交流而苦恼，因为我的病例在当时的心理学圈子里已经小有名气。我被当作第二人格的典型病例接受课堂研究，但偶尔表露出的怪异症状和小心掩饰的嘲讽神情却时常让演讲者困惑不已。
我几乎没有结交真正的朋友。我的外表和言辞中似乎有某种东西会在我遇到的每个人身上激起模糊的恐惧和厌恶感觉，就仿佛我已被彻底排除在了健康的正常人群之外。这个黑暗潜藏的恐怖念头与某种难以衡量的距离感联系在一起，无处不在且难以改变。我的家人也不例外。自从我怪异地苏醒以后，我妻子看我的眼神中就充满了极端的惊恐和厌恶，发誓说我是个彻头彻尾的陌生人，强行占据了她丈夫的身体。1910年，她向法院申请离婚成功，哪怕在1913年我恢复正常后，她依然不愿见我。我的长子和小女儿持有同样的看法，我从此再也没有见过他们。
只有我的次子温盖特似乎能够克服我的变化引起的恐惧和厌恶。他确实觉得我是个陌生人，但即便如此，八年间依然坚信我能够恢复原先的自我。待我确实恢复之后，他找到我，法庭将他的监护权给了我。在接下来的这些年里，他协助我完成我受到驱使进行的研究，年仅三十五岁的他如今已是米斯卡托尼克大学的一位心理学教授了。我对自己引起的恐慌并不觉得奇怪，因为我非常确定，于1908年5月15日醒来的那个生物的意识、声音和面部表情，都不属于纳撒尼尔·温盖特·皮斯利。
至于本人从1908年到1913年的生活细节，就不多赘述了，读者很容易能够从旧报纸和科学期刊上读到所有的外在情况——我基本上也是这么做的。我得到许可使用自己名下的资金，而我花销得很慢，大体而言用得颇为明智，主要用于旅行和在多个研究中心学习。但是我的行程却非常独特，其中有前往偏僻遥远之处的长时间探访。1909年，我在喜马拉雅待了一个月，1911年我骑骆驼前往阿拉伯的未知沙漠时引来了大量关注。这些行程中究竟发生了什么，我永远也无法知晓。1912年夏季，我包下一艘船，航行至斯匹次卑尔根以北的北冰洋，事后表露出失望的种种情绪。当年晚些时候，我花了几个星期，独自在西弗吉尼亚的巨型石灰石岩洞系统中进行了一次空前绝后的探险，那片黑色迷宫无比错综复杂，试图追溯我的路线都是超乎想象的事情。
在各所大学逗留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