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说这话并不是为克雷莫夫和叶尼娅担忧。他之所以说这些，是考虑到柳德米拉的粗心大意，会加速叶尼娅再次来莫斯科。叶尼娅一来莫斯科就开始写申诉书，写信，打电话，把斯特拉姆的住所变成她奔走于监狱和检察院的基地。
斯特拉姆懂得，他这些想法不仅细小，微不足道，而且很卑鄙。这些想法使他感到羞愧，于是他匆匆忙忙地说：“给叶尼娅写封信。以你自己和我的名义请她来吧。也许她需要来莫斯科，我们不请她，她不好意思来。听见了吗？柳达？立刻给她写信r说完这番话，他心里感觉轻松一些，但他又懂得，他说这些是为了安慰自己……他仍旧感到古怪。过去，他四处碰壁，坐在自己的房间里，害怕房屋管理员和票证管理局的那个女办事员，头脑里充满有关人生、真理、自由、上帝等种种思考……谁也不需要他，电话机一连沉默了好几个星期，熟人们在街上遇见他也不愿和他打招呼。而现在，几十个人等待着他，不断有人给他打电话，给他写信，豪华型吉斯小汽车在窗下彬彬有礼地鸣喇叭，他却无法摆脱那些葵花子皮似的微不足道的想法，那些无谓的烦恼和多余的忧虑。他时而说几句没头没脑的话，时而漫不经心地笑一笑，缠绕他的这些对生活琐事的思考是何等的微不足道。
斯大林给他打过电话之后，有一段时间他觉得恐惧完全从他生活中消失了。可想不到现在恐惧仍在继续，它只是变了样，不再是平民的恐惧，而变成了老爷的恐惧。坐在小汽车里感到恐惧，给克里姆林宫上层人物打电话时他感到恐惧，但恐惧毕竟是存在的。
他过去觉得不能容许的东西——对他人科研成果和成就的妒嫉、争夺，现在已成了合情合理的事。他时常担心是否有人超过他、欺
话，但他忽然醒悟过来，就没有做声。他的责备是非常虚伪的。
“切佩任给你来过电话。”柳德米拉。尼古拉耶夫娜说。
他抬手看了看表。
“晚上我早点回来，再给他回电话。顺便提一句，我又要飞往乌拉尔。”
“去很久吗？”
“不。待两三天。”
他匆匆走了，繁忙的一天等待着他。
他在从事一项重大的科研工作。要做的事情很多，都是一些关系到国家利益的工作。然而，他个人的种种想法都是细小的，微不足道的，仿佛一条成反比的规律在他头脑中起着作用。
叶尼娅临走的时候，请求姐姐去库兹涅茨桥大街24号给克雷莫夫送二百卢布^
“柳德米拉，”他说，“应该把叶尼娅求你送的钱送去。你好像已错过日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