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雷莫夫笑着讲述了巴格良诺夫的思想意识一步步发生变化的过程。巴格良诺夫又穿上了过去的军衣军裤，在这段时间他还有一些自由主义观点，但毕竟不像丹通那样无情地揭露现实了。
但这时他领到了莫斯科的公民身份证，注销了那份劳改营的证明信。他心中立刻产生了站到黑格尔的立场上去的愿望：“一切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后来把住所还给了他，他说话的腔调也就变了。他说，在劳改营里，有不少人是苏维埃国家敌人，这些人被判刑是罪有应得。后来把勋章还给了他。后来恢复了他的党籍，再后来恢复了他的党龄。
恰好在这段时间，克雷莫夫在党内遇到了麻烦。于是巴格良诺夫不再给他打电话。有一次克雷莫夫遇见了他。巴格良诺夫军便服领子上佩戴着菱形章，从停在最髙检察院大门前的一辆汽车里走出来。这
拉尔山区的小河上旅行。
“嘿，维克托。帕夫洛维奇，”他说，“生活中还有没有更大的乐趣呢：黎明时分从家里走出来，露珠在闪闪发光，岸边的沙滩凉丝丝的，你散开缠绕的钓鱼工具。这时河水还是黑乎乎的，水中是一个封闭的世界，似乎给你某种希望……等战争结束了，我介绍你加入钓鱼爱好者协会。”
科夫琴科有一次同斯特拉姆谈到儿童的疾病。他竟对治疗咽炎和佝偻病的方法十分精通，这使得斯特拉姆暗暗吃惊。原来科夫琴科除了两个亲生孩子，还收养了一个西班牙小男孩作为义子。这个西班牙小男孩经常生病，科夫琴科便亲自为他医治。
就连枯燥无味的斯韦钦也向斯特拉姆谈到他收集的各种仙人掌，在寒冷的1941年冬天他把自己收集的仙人掌保养得完好无损。
“真的，他们不是那种坏人，”斯特拉姆心想，“每人都有自己人道的一面。”
当然，斯特拉姆深深懂得，所有这些变化一般不会改变什么。他不是傻瓜，也不是无耻之徒。他善于思考。
这些天，他回想起克雷莫夫的一次谈话。克雷莫夫谈到自己的老同事，军事检察院首席侦査员巴格良诺夫。巴格良诺夫19年被捕。1939年贝利亚曾在短期内推行自由主义，这时他从劳改营放了出来，回到莫斯科。
克雷洛夫谈到，一天夜里，巴格良诺夫一下火车就直接去找他，穿一件破衬衫，一条破裤子，口袋里装着劳改营的证明信。
这是他获释后的第一个夜晚。这天夜里，他说了许多爱好自由的话，谈到他对劳改营全体囚犯的同情，他打算当一名养蜂人兼花匠。
但他渐渐地恢复了往昔的生活，他说的话也就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