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哈迈德。乌斯曼诺维奇,您是专程来问我生炉子困难不困难?”
他摇了几下头,然后沉默了好久,仔细打量着放在桌子上的双手。
“前几天我被他们叫去了。他们详细盘问了我们会面和谈话的情况。”
她说:
“那您怎么不说呢?干吗要谈生炉子的事?”
“据说这是邮检部门给耽搁了。”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说。“信件太多,邮检部门应付不了。”
他用那双漂亮的深色眼睛望了望她的脸。
“这么说,她们那里一切平安,没有发生什么不愉快的事?”
“您的气色很不好,”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说,“您好像一副病容。”
他好像反驳指控似的连忙说:
她就没钱了。她只好挨饿,她的全部财产可以包在一块手帕里。但她在喀山居住期间,从未想过斯大林格勒的住所里烧坏的东西,没想过那些家具、钢琴、茶具和那些丢失的刀叉。甚至那些书烧了她也没有怜惜。
令人奇怪的是,尽管亲人们需要她,尽管房东夫妇的庸俗的生活使她感到格格不入,但她现在依然远离亲人,与她讨厌的人同住在一个屋顶之下。
收到亲人们来信的第三天,卡里莫夫到她家来了。
卡里莫夫的到来使她颇为高兴,她建议一块儿品尝用野蔷薇煮的热茶。
“莫斯科的来信您收到很久了吗?”卡鱼莫夫问道。
卡里莫夫捕捉着她的目光,说道:
“当然,我不能否认,我们谈论过战争,谈论过政治。如果说四个成年人在一起只谈电影是令人好笑的。我当然要对他们说,无论我们谈论什么,我们都是以苏联爰国者的身份谈论的。我们俩都认为,在党和斯大林
“哪里话!恰恰相反!”
他们谈了谈前方的战局。
“连孩子们都明白,战争发生了决定性转折。”卡里莫夫说。“是的,是的。”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勉强笑了笑说。“现在连小孩都明白,可是去年夏天所有的聪明人都清楚地看出德国人会战胜。”
卡里莫夫突然问道:
“您一个人生活大概很困难吧?我看见您自己生炉子。”她踌躇了一下,皱了皱眉头,仿佛卡里莫夫的问题非常复杂,一下子无法回答他似的。
“前天收到的。”
“是这样,”卡里莫夫说罢笑了笑,“奇怪,莫斯科的来信怎么走这么长时间?”
“您看看信封上的邮戳吧。”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说。
卡里莫夫拿起信封仔细打量着,忧心忡忡地说:“路上走了八天。”
他沉思了一会儿,仿佛信件走得慢对他具有某种特殊的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