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科洛夫像精神病医生对待病人那样以耐心的语气说：“维克托。帕夫洛维奇，从您现在的处境来看，沉默就意味着自取灭亡，强加在您头上的是政治罪名。”
“您明白我最苦恼的是什么吗？”斯特拉姆说，“为什么在举国欢庆胜利的日子里我却遇上这些事呢？也许某个狗杂种会说我看到苏维埃政权末日来临，就公开跳出来反对列宁主义原则。说我是莫里兹？，喜欢揭人短处。”
“我听到过这种意见。”索科洛夫说。
“不，不，去他的吧！”斯特拉姆说，“我不悔过！”
夜里，他躲在自己房间里，反锁着门，开始写悔过信。写好之后，感到羞愧难当，就把它撕碎了，马上又动手起草在学术委员会上的发言稿。他把发言稿重读一遍，拍了一下桌子，立刻将它撕碎了。
究竟应该悔什么过，向谁悔过？”
“写给所委会，写给党中央。这并不重要，写给哪儿都行。重要的是您悔过。随便写点什么，譬如：‘我承认自己的过错，曲解了有些东西，愿意改正，意识到了’，就这么写，您要知道，已经有了固定格式。主要的是这样做有用，向来如此！”
萨沃斯季亚诺夫那双快乐的、总是充满着笑意的眼睛变得严肃起来，似乎连眼睛的颜色也与往日不同。
“谢谢，谢谢，我亲爱的，”斯特拉姆说，“您的友谊令我感动，过了一个小时，索科洛夫对他说：“维克托。帕夫洛维奇，下周学术委员会召开扩大会议，我认为您应该在会上发言。”
“谈什么问题呢？”斯特拉姆问道。
“就这么办，算了！”他出声地说，“听天由命吧。让他们送我去坐牢吧。”
他一动不动地坐了一会儿，体验着自己的最后决定。后来他突然想到，他应该写一封悔过信预备着，假如拿定主意要悔过，就把它交出去；反正这封信丝毫无损于他的尊严。谁也看不到这封信。神不知鬼不觉。
他一个人呆在房间里，房门紧锁，周围的人都睡了，窗外一片沉寂，既没有汽车喇叭声，也没有来往车辆的呜呜声。
“我觉得您应该作些解释，简言之，就是承认错误。”
斯特拉姆在房间里踱起步来，突然在窗前停下，望着院子说：“彼得。拉夫连季耶维奇，也许写封悔过信更好些？总比当众打自己的嘴巴好受些。”
“不，我以为您应该发个言。昨天我同斯韦钦谈过，他向我暗示，那边，”他含含糊糊地向门楣上方指了指，“想要的是您的发言，而不是写悔过信。”
斯特拉姆陡然向他转过身来，说：
“我戒不发言，也不写悔过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