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伦斯基立刻感觉到，交谈者在自己这番话里涉及到了某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因为他所提出的令他激动不安和心灵痛苦的东西，并不是由于他的习惯或习性从别人那里听来的，而是他感受到了某种不可言传的美好事物：不看人脸色、无所畏惧地说出自己的意见，争论那些令理智感到焦急不安的问题，争论那些正是由于令人焦急不安而使他从未同任何人谈起过的问题，这时他感到了幸福。
但是，在这里，在地板上，在简陋的小屋里，在深夜同质朴的、喝醉酒又清醒过来的军人的交谈中，他一面感到自己周围那些从西乌克兰来到这片沙漠的人们的存在，一面感到一切仿佛都是另一种样子的。人与人诚挚的交谈本是普通的、自然的、可期望的、不可或缺的，但却是难于达到的、不可思议的。如今它实现了！
“您有什么不对？”达伦斯基说，“资本家不许穷人进参议院，这是必然的，但如果穷光蛋变成了百万富翁，他们是会让他进参议院的。工人出身的福特家族就进去了。在我们这里，不许资产阶级和
嚷：‘滚，不要脸的女人！’。您知道吗，命令一个人填满二十四张履历表，最终还得在会上自己承认：‘同志们，我不是你们的人。’这就是官僚主义。瞧，不定什么时候，有人会说：是的，是的，国家是工农的，可我的父母是贵族，是不劳而获分子，请把我赶走吧，这样就安定了。”
“可我没见过这类官僚主义，”鲍瓦反对道，“确实是这样，国家是工农的，是工人和农民管理国家。这有什么不好？这是对的。资产阶级国家才不相信穷人哩。”
显然，达伦斯基对交谈者完全不往那方面想感到吃惊。
鲍瓦划着一根火柴，没点烟，而是用它往达伦斯基那边照了照。
达伦斯基微微眯缝起眼睛，那感觉如同在战场上被敌人探照灯的光亮照着一般。
而鲍瓦说：
“我可是纯粹工人出身，父亲是工人，爷爷是工人。我的履历，一清二白。可结果呢，这些在战前同样对我不管用。”
“怎么不管用？”达伦斯基问。
“在工农国家里对贵族哪怕采取了些慎重手段，我并不认为是官僚主义。可是，战前为什么要抓住我一个工人的后脖领子呢？
我记不得是罚我上水果蔬菜公司拣土豆了呢，还是罚我去打扫了街道。就因为我批评了上司，说他把住所搞得太漂亮了。可我恰恰是从阶级观点出发提出自己意见的。瞧，他们就给我点厉害瞧瞧。以我看，这就是官僚主义。官僚主义的主要恶果是：在自己的国家里工人蒙受到痛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