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真不理解，我们这儿的人天天上我这儿来，拿出种种理由要求离开这儿，可是我实心实意劝你走，你却不走。要是准许我走的话，我一分钟也不耽搁。”
“我因为你才留在这儿，”她粗声粗气地回答说，“没有我，你会变成酒鬼。”
不过，当然，不能说斯皮里多诺夫一味地在德军炮火面前发抖。发电站的人也很勇敢，也担负着艰巨的工作，也笑，也说笑话，对于严峻的命运也有满不在乎的感觉。
薇拉一直在为孩子担心。孩子生下来会不会健康？她住在这闷人的、充满烟气的地下室里，每天大地都被炸得不住地颤动，这对孩子有没有影响？近来她常常觉得恶心，头晕。她这个当母亲的天天看到的是瓦砾堆、战火、被炸得坑坑洼洼的大地、盘旋在灰色天空的黑十字飞机，会生出多么悲伤、胆小、忧愁的孩子？也许，孩子甚至能听见可怕的爆炸声，也许，听到炸弹呼啸声，那蜷缩着的小小身体连动也不敢动，小小的头缩进肩膀里了。
常常有身穿肮脏
，拿棉袄把头蒙上，静静地躺着，一动也不动，也不睁眼睛。有时他拼命地喝酒。有时他想跑到伏尔加河岸上，渡过河去，在对岸的草原上走一走，再不回头看这发电站，宁愿蒙受当逃兵的羞耻，只要不再听到德军炮弹和炸弹的可怕的呼啸声。有一次，他通过附近的六十四集团军司令部的高频电话和莫斯科通话，副人民委员说：
“斯皮里多诺夫同志，转达莫斯科方面的敬意，向您领导的英雄集体致敬。”
这时他感到很难为情：哪儿谈得上英雄呀？此外，还一直有一种传闻，说是德军正准备对发电站进行密集袭击，要用巨型的炸弹把发电站摧毁。听到这些传闻，手脚都发冷。白天，眼睛一直瞅着灰色的天空，看是不是有敌机飞来。夜里，他有时忽然跳起来，因为仿佛听到越来越近的大批敌机沉闷而密集的隆隆声。胸前和背后常常吓出冷汗。
显然，不只是他一个人神经紧张。总工程师有一天对他说：
“一点力气也没有啦，好像有什么妖魔鬼怪跟着我，我常常看着公路，想：能跑掉就好啦。”
党委书记尼古拉耶夫晚上到他这儿来，说：
“给我拿酒来，这些天我离了这种防弹剂就睡不着觉。”
他一面给尼古拉耶夫斟酒，一面说：
“真是‘活到老，学到老’。应当学会一门技术，能够轻而易举地把设备转移，要不然，你瞧，涡轮机留在这儿，咱们也只好陪着。别的工厂的人早就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大街上溜达了。”
有一天，他在劝薇拉走的时候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