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瞧她在这儿是怎么住的，她总是姑娘，是女的，这儿天天有男子汉挤来挤去，白天是这样，晚上也是这样，时而是工作人员，时而是卫队，人挤得满满的，又嚷嚷，又抽烟。”
安德列耶夫说：
“您就可怜可怜快要生的孩子吧，在这儿孩
她笑了笑，摊开湿漉漉的两只手。
斯皮里多诺夫很生气地说：
“就连一些不认识她的人都说这话。不论谁看到她，都说，应该转移到左岸去。昨天集团军军委委员来了，来到我们的掩蔽所里，看了看薇拉，什么也没说，可是等他坐上汽车，却骂起我来：您怎么，没做过父亲吗，是不是想让我们用装甲快艇把她送过河去？我能说什么呢：她不愿意，就是不愿意。”
他说得很快、很流畅，就好像天天在争论同一个问题的一些人那样。安德列耶夫老头子望着早就绽了线的上衣袖子没有作声。
“在这儿简直收不到什么信。”斯皮里多诺夫又说。
看看就好啦……嘿，瞧，好家伙……”
可是这时候她已经不在人世了。
他觉得，被炸弹和炮弹炸坏的房屋残骸，被炸得坑坑洼洼的院子，一堆堆的黄土和扭七歪八的钢铁，着了火的油库那苦涩、潮湿的浓烟和黄黄的、火龙般的慢慢爬动的火焰—都是他的生命的表现，是他的残生的象征。
难道他当年曾经坐在明亮的房间里，吃早饭准备上班，妻子站在他身旁看着他：该不该为他添饭？是啊，他只有孤单单地死去了。他忽然想起年轻时候的她，胳膊晒得黑黑的，眼睛里洋溢着快活的神气。算啦，他也要死的，而且时间不远了。
有一天晚上，他踩着咯吱咯吱响的木头台阶，慢慢地走进斯皮里多诺夫的掩蔽所。斯皮里多诺夫看了看老头子的脸，说：
“这算什么军邮。我们在这儿待了这么久，没收到过岳母、叶尼娅、柳德米拉一封信。托里亚在哪儿，谢廖沙在哪儿，谁又能知道？”
薇拉说：
“他老人家收到信啦。”
“他收到的是死讯。”
斯皮里多诺夫对自己的话感到害怕。他十分激动地说起来，一面用手指着掩蔽所矮矮的墙壁，指着遮住薇拉的床的布幔：
“老人家，身体不舒服吗？”
“斯捷潘·费多罗维奇，您还年轻，”安德列耶夫回答说，“您的力气小些，您要多保重。我的力气有的是，我一个人能走得到。”
这时候正在洗锅的薇拉没有立即明白老头子的意思，回头看了看他。
安德列耶夫不需要任何人的同情，希望转换话题，就说：
“薇拉，您该走了，这儿又没有医院，只有坦克和飞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