阶层，其命运是那个阶层的命运的缩影：施特鲁姆代表的是犹太知识分子；戈特马诺夫代表犬儒的斯大林主义*员；1930年代成千上万老布尔什维克被逮捕，阿巴尔丘克和克雷莫夫是其中的两个；1941年苏军一败涂地，当局迫不得已，一度改弦易辙，先不看党员的出身，而看他能不能打仗（至少有几年是这样），诺维科夫就是这样一位可敬的军官，苏联实行这个政策后，他的能力才得到承认。这部小说，不论是文体，还是结构，都没有什么标新立异的地方。但格罗斯曼书中的道德拷问步步紧逼，他把苏联**主义等同于纳粹主义，这可是异端邪说。若不是因为他这个论调，《生活与命运》几乎就奇怪地符合了当局的要求：要求作家写出真正的、苏维埃史诗般恢弘的作品。然而他却说苏联**主义和纳粹国家社会主义是互为镜像，那个时候，即使是在西方，能听懂这话的人也没有几个。这个政权最引以为豪的就是打败了纳粹，没有什么比这个异端邪说更触目惊心了。
格罗斯曼有两个知己密友，一个是谢苗·利普金（SemyonLipkin），一个是叶卡捷琳娜·扎波罗茨卡亚（YekaterinaZabolotskaya）。1960年10月，格罗斯曼不顾这两个朋友的劝告，把《生活与命运》的手稿交给了《旗帜报》的编辑。当时正是赫鲁晓夫“解冻”时期，格罗斯曼胸有成竹，认为这本小说能够出版。1961年2月的一天，三个克格勃（KGB）军官来到他家，抄没了他的手稿和相关资料，连复写纸和打印色带都没收了。当局不逮捕人而“逮捕”书，苏联历史上只有两次，这回是其中一次。[26]除了《古拉格群岛》，还没有哪本书被认为这么危险。[27]当局叫他在一个保证书上签字，保证不把克格勃这次登门造访的事和别人讲。他拒绝签字。但克格勃的其他要求，他好像照办了。他把这几个克格勃军官领到他表弟家，让他们把其他两份手稿也抄去了。但是，格罗斯曼另外还备了两份手稿，克格勃竟然没发现：一份留给了谢苗·利普金保存，一份留给了廖丽亚·多米尼吉娜（LyolyaDominikina）保存。廖丽亚是他学生时代的朋友，和文学界没有任何联系。
很多人都认为格罗斯曼过于天真了，居然心存幻想，以为苏联当局会允许他出版《生活与命运》。利普金和扎波罗茨卡亚就持这种观点。根据他们的说法，格罗斯曼之所以同意把这本小说多备一份手稿，全因他们的坚持。[28]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