裸体的女尸，有成年妇女，也有小姑娘。母亲的死令格罗斯曼极度内疚，他和妻子相互指责，这一切都反映在《生活与命运》里了。书中的人物安娜·谢苗诺芙娜（AnnaSemyonovna）就是格罗斯曼母亲的形象，她给儿子写了一封信，好不容易才把信托人偷偷带出了犹太人隔离区。在所有为东欧犹太人发出的悲叹之声中，我不知道有哪个比这一封信更令人动容。[16]
格罗斯曼也许把战争当做了赎罪的机会。他不顾视力不好，健康欠佳，报名参军想当一名普通士兵。结果，他被分配到苏联红军的报纸《红星报》当战地记者，很快便赢得各方好评，其坚韧勇敢给几乎所有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报道了所有的主要战役，从莫斯科保卫战到攻克柏林。普通士兵和高级将领都爱看他的文章。成群的前线士兵聚集在一起，而其中一人从唯一一份《红星报》大声朗读报纸的内容；作家维克多·涅克拉索夫曾在斯大林格勒参加战斗，他记得“登载着格罗斯曼和爱伦堡文章的报纸被读了又读，直到报纸已经变得破破烂烂”。[17]
没有哪个记者像格罗斯曼那样报道“无情战争的真情实况”（格罗斯曼语）。他的记事本上很多大段的文字，要是被秘密警察看见了，很可能会治他死罪。有些话对军队高官们的形象非常不利，有的报道居然不顾禁忌，把开小差、勾结德国人等通敌行为都记录了下来。
他的笔记本里记满了出乎意料的事情，很多都在《生活与命运》里再现了出来。早期的笔记有这么一条：“前线的气味通常是停尸房和铁匠铺那两种气味兼而有之。”格罗斯曼到斯大林格勒没几天就发回了报道：“落日余晖照在广场上，有一种阴森怪诞的美：浅粉色的天空透过成千上万空洞的窗口和屋顶朝外看着。一幅巨大的宣传画用俗气的颜料写着：‘光辉大道。’”[18]
格罗斯曼采访从来不记笔记，或许是怕吓着被采访的人。他喜欢凭借过人的记忆写稿。他能让各行各业的人，不论男女，都信任他：狙击手、将军、战斗机飞行员、苏军惩戒营里受惩罚的士兵、农民、德国战俘，以及在德国占领区冒着被治罪的危险继续授课的学校教师。《红星报》总编辑奥滕伯格（Ortenberg）写道：“斯大林格勒前线的记者都很惊讶，格罗斯曼居然让师长打开了话匣子，这个沉默寡言的西伯利亚人和他一谈就是六个小时……格罗斯曼问什么，他都毫无保留地奉告。在这战事危急的关头，师长还这么有问必答。”[19]奥滕伯格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