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青竹深情地望了望江姐，她仿佛又看到十年前和江姐一起学习，一道工作的情景：在一个阳光泻满山谷，碧波荡漾的山溪边的竹林深处，江姐崇敬地凝望着竹枝上闪闪发光的镰刀锤子交叉着的旗帜……溪谷里久久地回响着庄严明朗的声音：“我志愿加入中国**党。”
“１９４７年初春，党决
缓缓地放松布带，人们的眼光全望着江姐的脸。只见她眼睫毛眨了一下；嘴角微动着。苍白色的脸上，似乎露出一丝红晕。这时，渣滓洞是一片沉静，连特务办公室里的吊钟“滴塔滴嗒”的声音都听得见。
最后一条布带松开了。江姐“呵——”了一声，把头向外转了一下，嘴里吐着血沫……“怎么？”女牢房的人们，不约而同地低声惊叫起来。“江姐受刑的时候，用自己的牙齿把嘴唇咬破了……”孙明霞说完以后，不觉又流出眼泪。
大家也不禁泪珠滚滚，沉思着：一次次的拷打，江姐不知经受了多少剧烈的疼痛……是她，一个女**党员，平静地在敌人面前宣布：胜利永远是属于我们的。
“告诉男室的同志，江姐快醒过来了！”孙明霞的手从江姐的脉搏上松开，马上又为她盖上被褥。
“加个枕头垫高些吧”一个叫李青竹的衰弱的人，躺在对面，她困难地欠起身来说着。老虎凳折断了她的腿，使她不能久守在江姐身边，为多年的老战友分担一些痛苦。“垫高了不好。”孙明霞感谢着李青竹的好意，用关切的神情回头望了望她，好象是说：“不要操心，你躺下去，躺下去……”
“明霞，去歇一下吧，看你累成这个样子。”李青竹又叫了她一声。
“不要紧，我不累。”
谁愿离开呢？人们固执地站着，守候着江姐的苏醒。“是什么力量使江姐这样坚强？”站在床边的孙明霞沉静下来，深思地问。
谁能回答这样的问题呢？人们很自然地把头转向侧卧着的李青竹。
“……江姐是我们大家的榜样。”李青竹在众人的期望中，终于缓缓支起上身，讲说起来。“我和她在一起工作过很久……她刚学会喊‘爸爸’的时候，父亲就死了。母亲靠着借、当、做针线杂活养着家口。她七岁那年，母亲听说大城市容易生活些，带着她来到重庆。在那军阀混战，饿莩遍野的年代，母亲绝望了，终于丢下新生女儿，投江自尽了。无依无靠的江姐，流落在孤儿院里，常常刚端着饭，就被人把碗夺去。她噙着一泡眼泪，从来不肯当着人哭泣……“江姐还不到九岁，就在南岸的一家纱厂里当童工。做了两年，江姐得了重病，被赶出了工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