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小说里，死亡还少吗？死去的人还少吗？可是，玉秀死了，我怎么就那么不能释怀的呢？我把《玉秀》的初稿看了又看，从小说内部的逻辑上说，我敢说，没有问题，至少没有大问题，也就是没有所谓的“硬伤”。可是，我为什么就不能接受玉秀的死呢？是什么力量让我寝食难安的呢？
鲁迅先生说过一句话，所谓的悲剧，就是“把有价值的东西撕碎给人看。”这句话很著名，很铁血。我没有鲁迅先生那样的思想高度，可我也不会轻易反对鲁迅先生说过的话。然而，从具体的写作感受上说，我和鲁迅的看法又稍有偏差。在我的悲剧书写里，最让我感到痛心的并不是“把有价值的东西撕碎给人看”，而是“把我所爱东西撕碎给人看。”“有价值”和“所爱”，它们是等值的么？不能这么说。“有价值”很可能是你的“所爱”；但“有价值”未必就一定是你的“所爱”。我不想就“有价值”和“所爱”发表什么长篇大论，作为作者，我只想排列一个次序，——小说家首先面对的其实是他的“所爱”，然后才是“价值”。说到底，小说家不是机器，不是人工智能，他无法规避他的情感。
问题是，小说家的情感本身是“有价值”的还是没“有价值”的呢？老实说，我不知道。这句话还可以再追问一下，——当一个小说家的基本情感和那个“价值”不能吻合的时候，小说家该怎么办？我真的不知道。我能够知道的只有一点，2001年，玉秀死了。在死亡面前，我觉得我这个作家出了问题，我对我的职业产生了恐惧性的怀疑：写小说是不是太脏了？
贾梦玮不知道我的心境。就在那一天，快下班了，他晃晃悠悠的，来到《雨花》编辑部了，说“搞点酒啊？”我于是去他在《钟山》的办公室，他拿出一瓶威士忌，说“《玉秀》看完了”。他看完了，那就“搞点酒”吧。对了，有一点需要说明一下，那时候他的单身宿舍就安置在编辑部的一间小厢房里，他的宿舍里头有酒。
我和贾梦玮的关系是有点特殊的，我们经常聊聊小说。熟悉我的朋友都知道，我有一好，喜欢聊小说，一旦聊起小说来，我就是一话痨。一旦有人愿意，我就盯着谁。我特别喜欢和李敬泽聊，这个许多人都知道，一位批评家告诉我，你和李老师的聊天都成为“美谈”了，是“文坛佳话”呢。可是，有点遗憾，我和梦玮老弟的聊天很不“佳话”。多年之后，我听到了这样一个可歌可泣并洞若观火的说法，说，“两个人经常关在办公室里，一聊就是一个下午”。好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