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有天夜里，一艘船在楚什靠了岸。我找到了当班的驾驶员，他穿着奶油色的漂亮衬衫，戴着制服帽。我向他说了我必须得走，求他随便给个什么位置，“哪怕是在甲板上”。
驾驶员听到说甲板上的位置后，甚至哈哈大笑起来。这是以前人们的心理——现如今没人坐甲板、木柴、麻袋和四等舱出行，这等舱早就
“即使诸神也无法改变过去。”
——希腊谚语
经历了所有这些有意思的事儿，在清澈的奥巴里哈河赐予了我们快乐的节日后，对一个老早以前的故事作一番回忆，便再合适不过了。它淡淡地留在了我的记忆里。为了弄明白和搞清楚我们生活在哪里，我们都知道什么，为什么要追踪我已经讲过和还要讲的，需要花点时间，回忆一下往事。弟弟生命垂危。他受尽了痛苦，开始失去活下去的勇气和耐力。他打算z.sha，准备好了子弹，给枪装上了弹药，只等一个时机。
我们感到不妙，退出了枪里的子弹，把它藏到了顶楼。麻醉剂，只有让病人变得傻傻的昏昏沉沉的麻醉剂能使他稍微摆脱些痛苦。可是在上帝保佑的楚什镇里到哪去找麻醉剂呢？夜里，在狗叫、鼾声的折磨中，他就像在摆脱篱笆的钉子，正在将自己从醉鬼无赖汉和顽皮的年轻人中解脱出来。医疗站的护士小心地拿着注射器悄悄地进了弟弟的屋子。
她喘了口气，大胆地朝我和弟弟笑了笑，打开了装着棉球和注射器的铁盒，让病人脱掉衣服给他打了“一小针”。
护士因为罪过，努力地又笑了一下，祝病人晚安，便消失在黑暗的走道里了。这些篱笆和棚子走道户户相邻，院院相连。随着楚什镇里的狗叫声渐渐远去，听不见了，最终完全安静下来，我们也安下心来，轻松地呼吸着。护士平安回到了镇里的医疗站，它设在三十年代式样的木房子里。
然而这样的光景不长。夏天时，一群流浪汉从海洋上聚集到了楚什，为的是有麻醉剂的注射器和去犯罪。光棍儿、流浪汉，也是惊险故事的主角阿基姆，臂弯上夹着斧子送护士到医院，因为忙碌和弟弟的病，故事差点就和她没有关系了。
时光流逝。“一小针”的作用越来越小，护士的笑也越来越有罪恶感。夜里、坏天气时，她仍旧不顾个人安危按时前来完成已经几乎没有意义的工作。于是我打算去找邻近城市的朋友，他妻子在区卫生科工作，或许能搞到需要的药。
我没有马上走。
当时正是仲夏。在杜金卡就挤满了诺里尔斯克工人的那些白色的内燃机船从楚什疾驰而过。北方的大款们休假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