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议。”口罩律师大喊,说,“检方提问与此案无关。”
审判长沉思下,说:“请检方说明这样提问目,想听听看。”
“被害人对性侵过程不是完全忘记,仍有残存记忆,但记忆模糊,”检察官又敲下笔,“黄莉桦小姐在陈述自己被性侵过程时,数次提到场梦,是跟她核对,以便回溯她事发当日记忆。”
“异议驳回,请检方继续提问。”审判长说。
检察官回到提问:“黄莉桦小姐,有种叫‘不理想噩梦’,那是在噩梦里挣扎、喊叫,但醒不过来,困在噩梦里就是醒不过来,懂吗?”
“忘记。”
“请书记官在笔录上载明,”口罩律师拉下口罩,冷冷地对法台上穿黑袍、始终快速打字书记官,说,“告诉人黄莉桦小姐面对她认为性侵过程,她‘忘记’有没有反抗,而不是说‘不要’。”
发现,掉入圈套。
这次换成检察官反主诘,由她问话。
这位检察官是女,与之前侦查庭询问男性检察官不同。喜欢这样安排,女检察官给安全感,她四十几岁,予人稳重感,也许是专门派来打性侵官司。她停止敲笔,看两位辩护律师眼,才对说:
“是。”
“所以,当事人送你上楼,跟你求爱这件事,你记得吗?”
“不晓得。”
“所以,当事人在跟你发生性行为时,你觉得那是场梦?”
“是。”
“懂这意思。”
“整理下你想法:事发当时,被告廖景绍对你性侵,你醒不过来,但是觉得自己做个噩梦,是吗?”
“黄莉桦小姐,你听过‘理想噩梦’吗?”
“不懂?”
“那是你做个噩梦,在梦里被人追杀或遇见恶鬼,不断挣扎,不断大喊,然后这时候忽然醒来,大喊不要,这叫‘理想噩梦’,听过吗?”
“没有。”
“还有种叫‘不理想噩梦’,那是在噩梦里挣扎、喊叫,但醒不过来,困在噩梦里就是醒不过来?”检察官继续问。
“你有拒绝吗?”
“有,记得有说不要,在侦查庭与笔录上都是这样说。”
“你要想清楚,因为你说你进入社区后,醉得不省人事。”口罩律师用犀利口气问,“你之后事都忘,怎记得自己说过不要,所以你是没有说还是不知道?或者是忘记?”
“异议,辩护人骚扰证人,而且诱导性提问。”检察官说。
律师口气被审判长纠正,也被要求更正提问,才说:“你被你认为性侵时,有确切说不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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