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我并没有去，”查尔斯-达尔内微笑着说。“是因为你说起要到法国去，我才说的。”
“可我确实要去法国。事实是，亲爱的查尔斯，”罗瑞先生瞟了一眼远处的“银行当局”，放低了嗓子，“你想象不出我们做业务有多么困难，那边的帐册文件又有多么大的危险。上帝才知道，若是我们某些文件被抢走或毁掉，会造成多么严重的后果。而那是很可能的。因为，你知道，谁也难以保证巴黎城今天就不会毁于大火，明天就不会遭到洗劫！现在必须不失时机地对这些帐册文件进行准确选择，把它们埋到地下或藏
，贴在银行墙壁上，让路过伦敦法学会的人观看。
一个雾气沉沉的郁闷的下午，罗瑞先生坐在办公桌边，查尔斯-达尔内靠桌站着跟他低声谈话。这几是当年的悔罪室，后来作过“银行当局”的接待室，现在变成了新闻交换站，人多得挤不下。离关门时间已不到半小时。
“可是，即使你是世界上最年轻的人，”查尔斯-达尔内相当犹豫地说，“我仍然要建议你一-”
“我明白。你是想说我年纪太大？”罗瑞先生说。
“气候多变，路又远，旅行工具又没有把握，再加上一个四分五裂的国家、一个就连你去怕也不安全的城市。”
“我亲爱的查尔斯，”罗瑞先生快活而自信地说，“你正好说中了我应该去，而不是不该去的理由。我去是安全的。那儿有那么多值得干扰的人，谁会来干扰我这个快八十岁的老头子呢！至于说城市混乱，要不是因为城市混乱，这边银行干吗往那边银行派人呢-一那得是台尔森信得过的人，而且了解那边城市和业务的一贯情况的人。至于路远、车船困难和冬天的气候，我在台尔森这么多年，银行有了困难我不去谁去？”
“我倒希望我能去，”查尔斯-达尔内略觉不安地说，好像是在自言自语。
“够呛！给你出主意，或是要反对你，实在太困难！”罗瑞先生叫了起来。“你是在法国出生的，可你竟想去？你可真会出主意！”
“我亲爱的罗瑞先生，正因为我出生在法国，我才常有这种想法（不过我并不曾打算在这儿细谈）。我对受苦受难的人民有一定的同情，还放弃了一些东西给他们，因此也就不禁以为别人会听我的话，我可能有力量劝说他们掌握好分寸，”说到这儿他恢复了一向的深思态度说，“就在昨天晚上你离开之后，我还跟露西谈起一一”
你跟露西谈起，”罗瑞重复他的话，“是的。我真不明白你提起露西的名字怎么会不脸红！在这种时候竟然想到法国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