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讲一句话、每听到大声的噪音，都传来如蝎咬般的细细刺痛，那刺痛沿着脸部、喉咙的神经传导，深入我发烧的脑子。每次移动身子或转个头，就会传来剧烈的刺痛，痛得让人汗水直流。每次吸气、打喷嚏或咳嗽，那疼痛更加倍。睡觉时不经意移动身子，撞到那只受伤的耳朵，我便痛得大叫，从折叠床上猛然惊醒，吓醒方圆五十米内的每个人。
然后，我被那让人发狂的剧痛折磨了三个星期，中间未咨询医生，便自行施打大量盘尼西林，自行以大量热抗生素液清洗，伤口慢慢愈合，那疼痛如记忆退离，好似大雾笼罩的遥远海岸上的地标。我手上的伤口愈合，留下指关节上已死的组织。冻坏的组织，当然不可能真正痊愈，而那创伤就成为我人生那段逃亡岁月里，留在我肌肉里的许多创伤之一。哈德之山所带来的创痛，化为我手的一部分。每逢寒冷的日子，我的双手就隐隐作痛，一如那场战役前，我握着枪时双手的疼痛，从而把我带回到那山上。但在气候较温暖的巴基斯坦，我的手指可以弯曲、活动，听从使唤。我的双手已可从事我一直等着要做的工作：孟买的那桩小小复仇。经过这番磨难，我变瘦了，但比起之前我们刚出发赶赴哈德的战争、圆滚多肉的那儿个月，我的身体更结实，更能吃苦。
纳吉尔和马赫穆德安排我们转搭多班火车，返回孟买。他们在巴基斯坦买了一小批军火，打算偷偷运进孟买。他们用布包住枪，扎成数捆，由三名说得一口流利印地语的阿富汗人负责运送。我们乘坐不同车厢，从头到尾不跟那三个人打招呼，但时时惦记着那批走私货。我坐在头等车厢，想到这事的讽刺性，从孟买偷带枪支进入阿富汗，回来时又要把枪偷偷带进孟买，我不禁大笑。但那是苦涩的笑，我大笑后的表情，也使旁边的乘客望之却步。
我们花了两天多回到孟买，我用假英国护照出入境，也就是我先前用来进入巴基斯坦的护照。根据护照上的入境日期，我的签证已逾期，靠着我能挤出的有限微笑魅力，还有哈德所给但尚未用完的钱，那些仅剩的美金，我若无其事地打点了巴基斯坦及印度的边境*员，让他们放行。然后，离开孟买八个月后，我们在天亮后的一小时进入我挚爱的孟买，走进她酷热和热情得叫人吃不消的怀抱中。
纳吉尔和马赫穆德·梅尔巴夫从不起眼的远处，监看走私军火卸货和运送。我告诉纳吉尔，那天晚上会在利奥波德和他见面，随后在车站和他们分手。我拦了辆出租车，这岛屿城市的声音、色彩、自然优美的身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