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硬坚持说公理在我这边，要说得好像那母牛就属于我的对手似的。这种办法要是做得巧妙，我最终就会赢得有利于我的裁决，这是通过对种种事件的仔细观察而发现的；在这些律师的筹划安排下，错过一方更有机会获胜，特别是当那些派来裁决财产纠纷以及审判罪犯的人，都是经前面提到的那一宗派中的大宠臣或朝廷贵妇推荐，从这一职业中挑选出来的最有学问、最聪明的律师时（我和我朋友的案子就碰到了这种情况），错的一方就更有机会获胜了。这帮人因为一辈子都对公正和公道持有强烈的偏见，所以极需搞偏袒、两面派和压制的手段；另外，由于年老体弱脾气坏，到头来变得又懒又随便，几乎完全无力胜任与他这一职业的责任要求相符合的任何工作。如此教养、如此素质的人所作出的裁决，我们完全可以想到是有利于错误的一方；这也并不奇怪，那些能把高谈阔论、吵吵嚷嚷就当是论理说道的人（只要说得慷慨激昂，洋洋洒洒），可以推断出谁在那儿使劲地辨护，谁就是论争的胜方。
这些人还有这样一条准则：无论他们以前做过的什么事，再做的话都可以算是合法的，因此，他们特别注意将以前所作的每一次裁决都记录在案，即便是那些由于他们无知或腐化而作出的与普通公理原则相背的裁决也统统记录下来，他们管这些叫“判例”，拿出来当权威的典据，凭借这些东西企图使他们最最偏私的意见公正合理化，可他们的运气偏巧又那么好，所作出的裁决都是称心如意的。
在辨护时，他们避而不谈案件的本质，而是大着嗓门，言辞激烈，啰啰嗦嗦地大谈特谈与案件毫不相干的其他所有情况。就以上面提到的案子为例，他们根本不想知道我的对手有什么理由或权利要占有我那头母牛，却只是问那母牛是红色还是黑色，牛角是长还是短，我放牧的那块地是圆还是方，是在家挤奶还是在户外挤奶，那牛容易得什么病，等等等。问完之后，他们就去查以前的判例，这案子则一拖再拖，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之后也弄不出个结果来。还有一点值得注意，这帮人有自己的行话，外人是无法理解的，他们所有的法律条文就都用这样的术语撰写，他们还特别注意对法律进行增订。依靠这些东西，他们把真和假、对和错的实质差不多全都搞混了。所以他们也许要花上三十年的时间来裁决，经六代祖传留到我手上的一块地，到底是属于我还是属于三百英里外的那个外乡人。
他们审判叛国罪犯的方法却简单得多，这倒是很值得称道的。法官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