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学校里，我们总是祈祷。这毫无意义。每天清晨，我们在本班教室里读上一会儿《圣经》，集会时再读一会儿。那当儿，校长的嘴虔诚地对着扩音器；大礼堂内淡绿色一片，好似医院；一排排崭新的座椅中发出低语和窸窸窣窣的声响。祈祷过后是每日例行的关于“捡起口香糖包装纸”的布道——这是个人人梳着鸭尾巴发式的年代，到处有人嚼口香糖。
有一次，拉丁文教师用一种惊骇的声调说：“别把考勤卡放在那里！不准放在《圣经》上！”
我在祈祷时，有时在拉丁文课上，往往会这么想：如果天堂是个比人间更值得青睐的妙处，那么谋杀一个好人为什么是一件坏事？你这不是帮了他们一把吗？——反正他们迟早都要去那里的。只有谋杀坏人才是一件坏事，因为，反正他们是上不了天堂的。不过，如果他们足够坏的话，被人杀死也是罪有应得。所以，各方面考虑下来，无论杀好人还是杀坏人都是好事一桩：杀好人是成人之美，杀坏人是行使正义。
从家里去学校的路上，经过天花板上缀满了湿纸团的湾景电影院时，经过光线黝黯的克莱斯格时——那里铺着木头地板，有染色羽毛制成的胸针，为了展览需要，镀金画框里镶着十年前电影明星的色泽晦暗的相片。传说中，你只要学年成绩不合格，或是在后排的座位上重重跌下来，就得上这儿来工作——我对我的朋友S说了这些想法，只说了一部分。那时我们还穿着铅笔裙，短外套，棉绒芭蕾舞鞋——这种鞋子穿过几次后，足弓处就会瘪下去。
让我感兴趣的是那些合乎正义的谋杀，以及会进行这类谋杀的人。对这个，我颇有些看法：哪怕在高中教师的队伍中，你也能分辨出谁会袖手旁观，谁会兴致勃勃，谁会说“这么做最好不过”。在我看来，已经不需要宗教了。
我的朋友S加入了一神教，他们的歌声难以入耳，观点却很和善。圣诞期间，她家的圣诞树是按一个主题装扮的：要不就全是蓝色薄纱，要不就挂满银色小球，不像其他人家那样五色杂陈。
S对谋杀理论进行了一番思索，但是为时不久。她觉得我是在开玩笑。
时不时地，她会说：“上帝就是人们心中的善。”
“就好像牛奶中的维他命？”我会这么问，“那么，要是大家都死了，上帝也就不复存在了？”
“对啊，”她会说，“我不清楚。我要抽根烟。别让我晕头转向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