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两只乳房被依次揉捏着，看是否丰盈起来还是瘪了下去。呼吸声更近了，我闻
昨天上午我去看医生。由一名卫士领着去，这是一名戴着红臂章的专职卫士。我们坐在一辆红色轿车里，他在前，我在后。没有女伴陪同；在这种场合，我总是孤身一人。
每个月我都要被带到医生那里做一次检查：尿液、内分泌、肿瘤涂片、血液测试。这些都和从前一样，只是现在已成为一项强制性义务。
医生办公室设在一幢现代化的办公大楼里。我们乘电梯上去，卫士面朝着我，一言不发。从电梯墙上黑色的镜子里，我可以望见他的后脑勺。到了办公室，我走进去，他则在外面的大厅里，与其他卫士一道坐在专为他们准备的椅子上等候。
在候诊室里还有别的妇女，三个，都穿着红裙子。这位医生是个专家。我们悄悄打量彼此，用目光丈量对方的肚子：可有哪位是幸运儿？护士往电脑里输入我们的姓名和通行证编号，以确认我们的身份。这位男护士有六英尺高，四十岁左右，一道斜疤横穿脸颊。他坐着打字输入，一双手在键盘上大得出奇。肩背式手枪皮套里插着枪。
叫到我了，我穿过门进了里面的房间。这个房间和外面的一样，白色，毫无特征。惟一的不同是多了一个可以折叠的屏风，也就是一块绷在架子上的红布，上面印着一只金色眼睛，其正下方是一把双蛇剑，看上去像个把手。蛇与剑是昔日遗留下来的破碎象征物。
在小小的洗手间里把已经准备好的小小的检尿杯灌满后，我在屏风后面脱去了衣服，叠好放在椅子上。随后一丝不挂地在检查台上躺了下来，下面垫着一张冷冰冰、噼啪作响的一次性用纸。我还用一张东西，一张床单，盖上身体。另外还有一张床单从天花板上垂挂下来，挡在我脖子前，使医生看不到我的脸。他摆弄的只是一具躯干。
一切准备停当之后，我伸出手，摸到桌子右边的一个小杆，往外一拉。别处什么地方的铃声会随之响起，当然，我是听不见的。过了一会儿，门开了，传来脚步声和呼吸声。除非绝对必要，医生是不应跟我说话的。可是，这位医生却话多得很。
“近来如何？”他问。很像从前常听到的日常问话。床单从我身上拿开，一阵风吹来，我起了一身鸡皮疙瘩。一根戴着橡胶套、涂了胶状物的冷冰冰的手指头滑进我的身体，在里面戳戳捅捅的。然后手指缩了回去，又伸进来，又缩回去。
“没什么毛病。”医生说，自言自语似的。“疼吗，宝贝儿？”他称我宝贝儿。
“不疼。”我回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