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塞耶街上，在富有学术气息的小城镇一片绿色、淡黄色、金黄色的居住区，人们肯定会碰到几个友善的快乐汉突然冲你大叫。我为自己和我们恰到好处的关系程度感到骄傲：彬彬有礼又保持距离。我西门的邻居，过去可能是商人或大学教师，或身兼二职，只在给新花园理枝或给小汽车冲水，或晚时给汽车道除霜时(我不在意这几个动词是不是全错了)偶尔和我说说话；我简单的咕噜声，听上去分明象表面的赞成，或对他说完话后的空隙感到疑惑而作一填补，完全排除朝亲密关系发展的任何可能性。杂草丛生的垃圾对面的两间房，一间是关着的，另一间里有两位英语教授，穿苏格兰粗呢，短头发的莱斯特小姐和红颜已褪的费边小姐，她们在路边散步和我谈话的唯一主题就是(上帝保佑她们的机智！)我女儿的年轻、可爱和加斯东·戈丁的天真魅力。我东门的邻居，一个尖鼻子、相貌平常的家伙，远远超过其它人是最危险的，她的已故哥哥曾作过那所大学的“教学楼兼运动场管理员”。记得有一次我恰好站在客厅窗边烦燥不安地等候小爱人放学归来，正看见她半路截住了多丽。那可僧的老处女试图将用良好祝愿的美妙面具掩藏她好窥人隐秘的病态心理，她站在那儿，靠着一把细长的雨伞(冰雹刚停，一轮冰凉、湿润的太阳闪了出来)，多丽，尽管天气阴寒，还披穿着她的褐色外套，堆成的书抱在胸前，在笨重的威灵顿长靴上边露出她粉色的膝盖，一副受惊小绵羊式的微笑从她小翘鼻的脸上掠过又消失，那脸——或许由于惨淡、寒冷的光线——看上去几乎是苍白的，用德语说，就是乡下姑娘的模样，她站住应付东屋小姐的问题，比如“你母亲呢，亲爱的？你可伶的父亲最做什么的？以前你住哪儿？”另一次，这讨厌的家伙用一种哀请的声调向我搭讪——但我避开了；几天以后，她送来张便条，装在画蓝边的信封里，毒液和蜜糖的漂亮混和物，她邀请多丽星期天去她那儿，可以蜷卧在椅子里读点“我作孩子时，我亲爱的母亲送我的一大堆书，而不是整夜让收音机轰轰吼叫。”
对于杂役女佣兼厨子的霍利根太太我也要多加提防，她和一架真空吸尘器都是我从前一位房客那儿继承下的。多丽在学校吃中饭，因此这倒问题不大，我另外还能熟练地给她弄好丰盛的早餐，会将霍利根太太离开前做好的晚饭加热。
这个善良无害的女人，感谢上帝，有只严重近视的眼睛，看不清细小物，况且我又早已成为伟大的铺床专家；不过我还在被那种感觉所困拢
